古之君子，因天下之治以安其成功，因天下之乱以济其所不足。不诬治以为乱，不援乱以为治。援乱以为治，是愚其君也；诬治以为乱，是胁其君也。愚君胁君，是君子之所不忍，而世俗之所徼幸也。故莫若言天下之诚势。请言当今之势。当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纪纲粗立而不举，无急变而有缓病，此天下之所共知而不可欺者也。然而世之言事者，为大则曰无乱，为异则曰有变。以为无乱，则可以无所复为；以为有变，则其势常至于更制。是二者皆非今世之忠言至计也。今世之弊，患在欲治天下而不立为治之地。夫有意于为治而无其地，譬犹欲耕而无其田，欲贾而无其财，虽有锄耰车马，精心强力，而无所施之。故古之圣人将治天下，常先为其所无有，而补其所不足。使天下凡可以无患而后徜徉翱翔，惟其所欲为而无所不可，此所谓为治之地也。为治之地既立，然后从其所有而施之。植之以禾而生禾，播之以菽而生菽，艺之以松柏梧槚，丛莽朴樕，无不盛茂而如意。是故施之以仁义，动之以礼乐，安而受之而为王；齐之以刑法，作之以信义，安而受之而为霸；督之以勤俭，厉之以勇力，安而受之而为强国。其下有其地而无以施之，而犹得以安存。最下者抱其所有，伥伥然无地而施之，抚左而右动，镇前而后起，不得以安全，而救患之不给。故夫王霸之略，富强之利，是为治之具而非为治之地也。有其地而无其具，其弊不过于无功；有其具而无其地，吾不知其所以用之。昔之君子惟其才之不同，故其成功不齐；然其能有立于世，未始不先为其地也。古者伏羲、神农、黄帝既有天下，则建其父子，立其君臣，正其夫妇，联其兄弟，殖之五种，服牛乘马，作为宫室、衣服、器械，以利天下。天下之人生有以养，死有以葬，欢乐有以相爱，哀戚有以相吊，而后伏羲、神农、黄帝之道得行于其间。凡今世之所谓长幼之节、生养之道者，是上古为治之地也。至于尧、舜三代之君，皆因其所阙而时补之，故尧命羲和历日月，以授民时；舜命禹平水土，以定民居；命益驱鸟兽，以安民生；命弃播百谷，以济民饥。三代之间，治其井田沟洫步亩之法，比闾族党州乡之制。夫家卒乘车马之数，冠昏丧祭之节，岁时交会之礼，养生除害之术，所以利安其人者凡皆已定，而后施其圣人之德。是故施之而无所龃龉。举今周官三百六十人之所治者，皆其所以为治之地，而圣人之德不与也。故周之衰也，其诗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由此言之，幽、厉之际，天下乱矣，而文、武之法犹在也。文、武之法犹在，而天下不免于乱，则幽、厉之所以施之者不仁也。施之者不仁，而遗法尚在，故天下虽乱而不至于遂亡。及其甚也，法度大坏，欲为治者无容足之地。泛泛乎如乘舟无楫而浮乎江湖，幸而无振风之忧，则悠然唯水之所漂，东西南北非吾心也。不幸而遇风，则覆没而不能止。故三季之极，乘之以暴君，加之以虐政，则天下涂地而莫之救。然世之贤人起于乱亡之中，将以治其国家，亦必于此焉先之。齐桓用管仲辨四民之业，连五家之兵，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相地而衰征。山林川泽各致其时，陵阜陆墐，各均其宜；邑乡县属，各立其正。举齐国之地如画一之可数。于是北伐山戎，南伐楚，九合诸侯，存邢、卫，定鲁之社稷，西尊周室，施义于天下，天下称伯。晋文反国，属其百官，赋职任功，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财足用，利器明德，举善援能，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然后入定襄王，救宋、卫，大败荆人于城濮，追齐桓之烈，天下称之曰二伯。其后子产用之于郑，大夫种用之于越，商鞅用之于秦，诸葛孔明用之于蜀，王猛用之于苻坚，而其国皆以富强。是数人者虽其所施之不同，而其所以为地者一也。夫惟其所以为地者一也，故其国皆以安存；惟其所施之不同，故王霸之不齐，长短之不一。是二者不可不察也。当今之世，无惑乎天下之不跻于大治，而亦不陷于大乱也。祖宗之法具存而不举，百姓之患略备而未极。贤人君子不知尤其地之不立，而罪其所施之不当；种之不生，而不知其无容种之地也，是亦大惑而已矣。且夫其不跻于大治与不陷于大乱，是在治乱之间也。徘徊徬徨于治乱之间，而不能自立，虽授之以贤才，无所为用。不幸而加之以不肖，天下遂败而不可治。故曰：莫若先立其地，其地立而天下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