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民政有不可复者三焉。自祖宗以来，论事者尝以为言，而为政者尝试其事矣。然为之愈详，而民愈扰；事之愈力，而功愈难。其故何哉？古者隐兵于农，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安平之世，无廪给之费；征伐之际，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叹息而言也。然而熙宁之初，为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赘子、断坏支体以求免丁。及其既成，子弟挟县官之势以邀其父兄，擅弓剑之技以暴其乡党。至今河朔、京东之盗，皆保甲之馀也。其后元丰之中，为保马之法，使民计产养马。蓄马者众，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买马于江淮，小不中度，辄斥不用。郡县岁时阅视可否，权在医驵，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于此。此所谓不可复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贷者，以国服为之息」。贷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诗》曰：「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古盖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数，亦未必有常息也。至于熙宁青苗之法，凡主客户得相保任而贷，其息岁取十二。出入之际，吏缘为奸；请纳之劳，民费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输十而得五。钱积于上，布帛米粟贱不可售。岁暮寒苦，吏卒在门，民号无告。二十年之间，民无贫富，家产尽耗。此所谓不可复者二也。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亩、六畜、器械之数，未有不知其数而能制其贫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贫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开井田，画沟洫，谨步亩，严版图，因口之众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赋。经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风流已远，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业，皆取之于官。其敛民财，有租、庸、调，皆计之于口。其后世乱法坏，变为两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田之在民，其渐由此。贸易之际，不可复知。贫者急于售田，则田多而税少；富者利于避役，则税少而田多。侥倖一兴，税役皆弊。故丁谓之记景德，田况之记皇祐，皆以均税为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孙琳始议方田，量步亩，审肥瘠，以定赋税之入。熙宁中，吕惠卿复建手实，抉私隐，崇告讦，以实贫富之等。元丰中，李琮追究逃绝，均虚数，虐编户，以补失陷之税。此三者，皆为国敛怨，所得不补所失。事不旋踵而罢。此所谓不可复者三也。故臣愚以谓为国者，当务实而已，不求其名。诚使民尽力耕田，赋输以养兵，终身无复征戍之劳。而朝廷招募勇力强狡之民，教之战阵，以卫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馀以贷不足，虽有倍称之息，而子本之债，官不为理，偿还之日，布缕菽粟、鸡豚狗彘百物皆售。州县晏然处曲直之断，而民自相养，盖亦足矣。至于田赋厚薄多寡之异，虽小有不齐，而安静不挠。民乐其业，赋以时入，所失无几。因其交易，而质其欺隐，绳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括诸道客户，州县观望，虚张其数，以实户为客。虽得户八十馀万，岁得钱数百万，而百姓困弊，实召天宝之乱。均税之害何以异此？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称颂，以为先王之遗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数十年以来，屡试而屡败，足以为后世好名者之戒矣！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仓库、躬馈运，小者治燕飨、职迎送，破家之祸，易于反掌。至于州县役人，皆贪官暴吏之所诛求，仰以为生者。先帝深究其病，鬻坊场以募衙前，均役钱以顾诸役，使民得阖门治生，而吏不敢苛问。有司奉行不得其当，坊埸求数倍之价，役钱取宽剩之积，而民始困踬不堪其生矣。今二圣鉴观前事，知其得失之实，既尽去保甲、青苗、均税，至于役法，举差雇之中，惟便民者取之。郡县奉承，虽未即能尽，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爱我矣。故臣于民赋之篇，备论其得失，俾后有考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