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今月八日，以式假不预进呈公事。窃见三省同奉圣旨：北流软堰，依都水监所奏，候下手日，先将检计到功料奏取指挥。窃缘臣从来都堂聚议，常以谓软堰不可施于北流，利害甚明。盖东流本人力所开，阔止百馀步，冬月河流断绝，故软堰可为。今北流既是大河正溜，比之东流，何止数倍？见今河水行流不绝，软堰何由能立？盖水官之意，欲以软堰为名，实作硬堰，阴为回河之计耳。朝廷既已觉其意，则软堰之请，不宜复从。昨已于正月二十八日面奏大略，以谓昔先帝因河决导之北流已得水性，惟堤防未立，每岁不免决溢之患。盖小小决溢，是黄河常事，本不为大害，而数年前，朝廷议欲回河，王孝先、吴安持等因此横生河事。昔北京以南，黄河西岸，有阚村等三河门，遇河水决溢，即开此三门，放水西行空地，至北京之北，却合入大河。故北京生聚无大危急。只自建议回河，先塞此三门，又于西堤作锯牙马头，约水东流，直过北京之上，故北京连年告急。缘此水势卧东，故去年东流遂多于昔，由此言之，分流之说，非徒无利，实亦有害也。何者？每年秋水泛涨，分入两流，一时之间，稍免决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浊，缓即生淤，既分为二，不得不缓，故今日北流已见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将来涨水之后，河流东、北盖未可知。臣等昨问吴安持，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东，安知今年河水不自北」？太皇太后宣谕曰：「水官尚如此言，馀人更安敢保」？臣又奏曰：「昨来安持等因河流稍东，乞于东流添埽五七緷，称此机会不可少缓。臣等恐安持意欲因此指挥，多添埽緷，壅遏北流，不为稳便，即乞指挥所增埽不得过元乞数。然时方河冰，埽緷皆不到地，所称机会，悉是妄言。安持等既未得如意，即又奏乞北流河门只留一百五十步。盖北流河门本阔三百馀步，今若塞其太半，河流既未可保其不北，若使所塞坚壮，不可动摇，则涨水咽怒，必为上流之患，京师以来，皆未免忧也。若所塞浮虚，涨水一至，随流荡去，人工物料，无虑数百万，顷刻而尽，民之膏血，深可痛惜。然臣愚意亦非敢便谓河水必北而不东也，但欲候今年夏秋涨水之来，徐观河势所向。水若全东，则北流不塞，自当淤断；水若复北，则北河如旧，自可容纳。朝廷作事务在万全，若行险侥倖万一成功，此则水官之意，臣不敢从也。安持等既见前计不行，则又要横截北流，以为软堰。见今北流稍缓，安持等已恐因此生淤，故立此堰。然却因作堰，欲尽留使臣、人工、物料，积渐增卑撩浅，即是用河上诸埽人力般土填河，数月之后，积土成山，不知与见今河淤孰为多少？名欲分水，实是回河，决不可许。臣欲乞先令安持等结罪保明河流所向，及土堰若成有无填塞河道致将来之患，然后遣使按行，具可否利害」。太皇太后曰：「水官犹不能保河之东北，时暂遣使，又安能知？且可重别商量」。臣奏曰：「臣迫于异同之论，故乞遣官。若出自圣断，只朝廷商量，亦无不可」。太皇太后又曰：「纵令水官结罪，待其败事然后施行，于事何补」？臣奏曰：「诚如圣旨。昔修六塔河，先责李仲昌状，其功不成，随即责降。此是富弼等当时谬政，不足复用。今来圣旨极为允当」。臣退复思之，尝闻顷岁北流河门阔十馀里，水面阔七八里，今来河门止阔三百馀步。盖水官数年以来堙塞大河，一至于此，使洪流不安，谁任其咎？又东流河门止阔百馀步，每年涨水东行，已有满溢之惧，今复欲并入北注，理难包畜。遂指挥中书工房令作画一，问都水监，至今未有回报。朝廷欲作软堰，当候问得此二事，委无妨碍有实，及臣等看详，实有利无害，乃可施行。若不待报，遽降依奏指挥，必恐有误国事。虽云先具功料，奏取指挥，然已令依奏下手，则是邪说已行，必致惊动众听，且贻后患。伏乞圣慈，特赐详察，降臣此议付三省，所有八日指挥乞未行下，俟臣参假商量取旨。河事至重，措置不当，一方生灵，被害非细。臣时暂在告，心有所见，不敢默已，干冒天威，甘俟诛谴。取进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