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顷闻朝廷议罢回河，来年当用役兵开河分水，臣以为天下财赋匮竭，河朔灾伤之后，民力未复，未堪此役，辄奏言不便。既而采察众议，闻河北转运使谢卿材到阙，昌言于朝曰：「黄河自小吴决口，乘高注下，水势奔快。上流堤坊无复决怒之患，而下流湍驶行于地中，日益深浚。朝廷若以河事付臣，臣请不役一夫，不费一金，十年之间，保无河患」。大臣以其异己，罢归本任，而使王孝先、俞瑾、张景先三人重画回河之计。三人利在回河，虽言其便而亦知其难成，故于议状之末复言：「若将来河势变移，乞免修河官吏责罚」。都下汹汹，传笑以为口实。盖回河之非，断可知矣。然近日复闻内批降付三省，如云「若河流不复故道，终为河朔之患」。外廷疏远，不知此说信否？然众心忧惧，深恐群臣由此观望，不敢正言得失。臣职在财赋，忧责至深，不敢畏避诛戮，愿毕陈其说。方今回河之策，中外讲之熟矣。虽大臣固执，亦心知其非，无以藉口矣。独有边防一说，事系安危，可以竦动上下，伸其曲说。陛下深居九重，群言不得尽达，是以迟迟不决耳。昔真宗皇帝亲征澶渊，拒破契丹，因其败亡，与结欢好。自是以来，河朔不见兵革几百年矣。陛下试思之，此岂独黄河之功哉？昔石晋之败，黄河非不在东。而祥符以来，非独河南无虏忧，河北亦自无兵患。由此观之，交接夷狄，顾德政何如耳。未闻逆天地之性，引趋下之河，升积高之地，兴莫大之役，冀不可成之功，以为设险之计者也。昔李垂、孙民先等号知河事，尝建言乞导河西行，复禹旧迹。以为河水自西山水流，东赴海口，河北诸州尽在河南。平日契丹之忧，遂可无虑。今者天祚中国，不因人力，河自西行，正合昔人之策。自今以往，北岸决溢，渐及虏境。虽使异日河复北徙，则虏地日蹙，吾土日纾，其为忧患正在契丹耳。而大臣过计，以为中国之惧，遂欲罄竭民力，导河东流。其为契丹谋则多，为朝廷虑则疏矣。议者或谓河入虏境，彼或造舟为梁，长驱南牧，非国之利。臣闻契丹长技在鞍马，舟楫之利固非所能。且跨河系桥，当先两岸进筑马头；及伐木为船，其功不细。契丹物力寡弱，势必不能。就使能之，今两界修筑城栅比旧小增，辄移文诘问，必毁而后已。岂有坐视大役，而不能出力止之乎？假设虏中遂成此桥，黄河上流尽在吾地。若沿河州郡多作战舰，养兵聚粮，顺流而下，则长艘巨缆，可以一炬而尽。形格势禁，彼将自止矣。臣窃怪元老大臣，久更事任，而力陈此说，意其谋已出口，重于改过，而假此不测之忧，以取必于朝廷耳。不然岂肯于天下困弊、河朔灾伤之后，役数十万夫，费数千万物料，而为此万无一成之功哉？夫大役既兴，势不中止，预约功料有少无多。官不独办，必行科配。官出其一，民出数倍。公私费耗，必有不可胜言者矣。茍民力穷竭，事变之出，不可复知。饥饿相逼，必为盗贼。昔秦筑长城以备胡，城既成而民叛。今欲回大河以设崄，臣恐河不可回，而民劳变生，其计又出秦下。异日虽欲悔之，不可得也。陛下数年以来，休养民物，如恐伤之。今河已安流，契丹无变，而强生疮痏以扰之，非计之得也。故臣愿陛下断之于心，罢此大役，唯留神察之。自河决小吴，于今九年，不为不久矣。然虏情恭顺，与事祖宗无异。陛下诚重违大臣，姑复以三年观之。事久情见，大臣之言与天下之公议，可以坐而察也。臣不胜区区忧国之诚，干犯斧钺，死无所避。取进止。

〔贴黄〕朝廷虽已遣范百禄、赵君锡出按回河利害，然大臣方持其议，事势甚重，中外谁不观望风旨？百禄等虽近侍要官，臣不敢保其不为身谋，能以实告也。故不避再渎，复为此奏，非陛下断之于心，天下之忧未知所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