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若曰：朕奉承祖宗丕绪，上观三王，下览汉、唐，考其为治之实。商、周之际，其政成于礼乐，而以法令辅之。至于汉唐，其术一出于政刑，礼乐虽设，而非其所以为治矣。是以三代之盛，教化明于上，习俗成于下，后世有不能继者。然其治乱盛衰，朕盖有疑焉。自三代圣贤之君没，而子孙陵替，亦与汉、唐无异，岂礼乐刑政之郊，遂无以大相过耶？今自祖宗创业，积之百馀年间，律令明具，公卿奉法，郡县循理，兵民安业，大盗不作，四夷驯服。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此其久也。其所以度越三代而超绝汉、唐者，祖宗何术而臻此哉？虽然，朕夙夜东朝，祗服明训，居安虑危，若蹈泉谷。永惟近岁之治，虽散利施惠以赒穷困，而民日益贫；虽勤身节用以阜财赋，而官日益匮。役民之力，将以厚其财也，而民或告病；驭吏以宽，将以责其耻也，而吏滋不肃。河决而西，导之使东，费不赀矣，而功不就；羌弱不振，招之使来，谋既久矣，而约不定。此六者，皆今日之所当虑也。子大夫明于古今，其讲之详矣。恃祖宗磐石之固，而忽今日之患，则朕所不敢。因今日之安，而推求祖宗致治之术，则士之所当知也。其悉心以陈，勿畏勿疑，朕将亲览，庶几有补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