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余丙申岁举进士，过扶风，求舍于馆人，既入，不可居而出，次于逆旅。其后六年，为府从事。至数日，谒客于馆，视客之所居，与其凡所资用，如官府，如庙观，如数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归其家，皆乐而忘去。将去，既驾，虽马亦顾其阜而嘶。余召馆吏而问焉。吏曰：「今太守宋公之所新也。自辛丑八月而公始至，既而逾月而兴功，五十有五日而成。用夫三万六千，木以根计，竹以竿计，瓦、甓、坯、钉各以枚计，䅌以石计者二十一万四千七百二十有八，而民未始有知者」。余闻而心善之。其明年，县令胡允文具石请书其事。余以为有足书者，乃书曰：古之君子不择居而安，安则乐，乐则喜从事。使人而皆喜从事，则天下何足治欤！后之君子常有所不屑，使之居其所不屑则躁，否则惰。躁则妄，惰则废。既妄且废，则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于此，而不足怪。今夫宋公计其所历而累其勤，使无龃龉于世，则今且何为矣，而犹为此官哉？然而未尝有不屑之心。其治扶风也，视其卼臲者而安植之，求其蒙茸者而疏理之，非特传舍而已，事复有小于传舍者，公未尝不尽心也。尝食刍豢者难于食菜，尝衣锦者难于衣布，尝为其大者不屑为其小，此天下之通患也。《诗》曰：「岂弟君子，民之父母」。所贵乎岂弟者，岂非以其不择居而安，安而乐，乐而喜从事欤？夫修传舍，诚无足书者，以传舍之修，而见公之不择居而安，安而乐，乐而喜从事者，则是真足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