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虏为中国患，至深远也。天下谋臣猛将，豪杰之士，欲有所逞于西北者，久矣。闻之兵法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向者，臣愚以为西北虽有可胜之形，而中国未有不可胜之备，故尝窃以为可特设一官，使独任其责，而执政之臣，得以专治内事。茍天下之弊，莫不尽去，纪纲修明，食足而兵强，百姓乐业，知爱其君，卓然有不可胜之备，如此，则臣固将备论而极言之。夫天下将兴，其积必有源；天下将亡，其发必有门。圣人者，唯知其门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子无道不与焉。盖有以诸侯强逼而至于亡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横行而至于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执权而至于亡者，汉、魏是也。有以蛮夷内侵而至于亡者，二晋是也（司马氏、石氏。）。使此七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由亡之门而塞之，则至于今可以不废。惟其讳亡而不为之备，或备之而不得其门，故祸发而不救。夫天子之势，蟠于天下而结于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大隙焉，而日溃之。其窥之甚难，其取之甚密，旷日持久，然后可得而间，盖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圣人必于其全安甚盛之时，而塞其所由亡之门。盖臣以为当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内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为中国之大忧，而其动也，有以召内之祸。内之民实执其存亡之权，而不能独起，其发也必将待外之变。先之以戎狄，而继之以吾民，臣之所谓可畏者，在此而已。昔者敌国之患，起于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无厌，以有倦待无厌，而能久安于无事，天下未尝有也。故夫二虏之患，特有远近耳，而要以必至于战。敢问今之所以战者何也？其无乃出于仓卒而备于一时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于一时，当其危疑扰攘之间，而吾不能自必，则权在敌国。权在敌国，则吾欲战不能，欲休不可。进不能战，而退不能休，则其计将出于求和。求和而自我，则其所以为媾者必重。军旅之后，而继之以重媾，则国用不足。国用不足，则加赋于民。加赋而不已，则凡暴取豪夺之法，不得不施于今之世矣。天下一动，变生无方，国之大忧，将必在此。盖尝闻之，用兵有权，权之所在，其国乃胜。是故国无小大，兵无强弱，有小国弱兵而见畏于天下者，权在焉耳。千钧之牛，制于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奋掷于山林，此其故何也？权在人也。我欲则战，不欲则守。战则天下莫能支，守则天下莫能窥。昔者秦尝用此矣。开关出兵以攻诸侯，则诸侯莫不愿割地而求和。诸侯割地而求和于秦，秦人未尝急于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后应。故诸侯常欲和而秦常欲战。如此，则权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强于天下之诸侯，秦惟能自必，而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变，而卒归于秦。诸侯之利，固在从也。朝闻苏秦之说而合为从，暮闻张仪之计而散为横。秦则不然。横人之欲为横，从人之欲为从，皆使其自择而审处之。诸侯相顾，而终莫能自必，则权之在秦，不亦宜乎。向者宝元、庆历之间，河西之役，可以见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后战。其终也，逆探其意而与之和，又从而厚馈之，惟恐其一日复战也。如此，则贼常欲战而我常欲和。贼非能常战也，特持其欲战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势，屡用而屡得志，是以中国之大，而权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则莫若使权在中国。欲权之在中国，则莫若先发而后罢。示之以不惮，形之以好战，而后天下之权，有所归矣。今夫庸人之论，则曰勿为祸始。古之英雄之君，岂其乐祸而好杀。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岁岁出师，以从事于夷狄，盖晚而不倦，暴露于千里之外，亲击高丽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争先而处强也。当时群臣不能深明其意，以为敌国无衅而我则发之。夫为国者，使人备己，则权在我，而使己备人，则权在人。当太宗之时，四夷狼顾以备中国，故中国之权重。茍不先之，则彼或以执其权矣，而我又鳃鳃焉恶战而乐罢，使敌国知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于吾。如此，则虽有天下，吾安得而为之。唐之衰也，惟其厌兵而畏战，一有败衄，则兢兢焉缩首而去之，是故奸臣执其权以要天子。及至宪宗，奋而不顾，虽小挫而不为之沮。当此之时，天下之权，在于朝廷。伐之则足以为威，赦之则足以为恩。臣故曰：先发而后罢，则权在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