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先佛所说，微妙第一，真实了义，故谓之佛语。心品祖师达磨以付二祖曰：吾观震旦所有经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受，以为心法。如医之有《难经》，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后世达者神而明之，如槃走珠，如珠走槃，无不可者。若出新意而弃旧学，以为无用，非愚无知，则狂而已。近岁学者各宗其师，务从简便，得一句一偈，自谓了證，至使妇人孺子，抵掌嬉笑，争谈禅悦，高者为名，下者为利，馀波末流，无所不至，而佛法微矣。譬如俚俗医师，不由经论，直授方药，以之疗病，非不或中，至于遇病辄应，悬断死生，则与知经学古者不可同日语矣。世人徒见其有一至之功，或捷于古人，因谓《难经》不学而可，岂不误哉！《楞伽》义趣幽眇，文字简古，读者或不能句，而况遗文以得义，忘义以了心者乎？此其所以寂寥于是，几废而仅存也。太子太保乐全先生张公安道，以广大心，得清净觉。庆历中尝为滁州，至一僧舍，偶见此经，入手恍然，如获旧物，开卷未终，夙障冰解，细视笔画，手迹宛然，悲喜太息，从是悟入。常以经首四偈，发明心要。轼游于公之门三十年矣，今年二月，过南都见公于私第。公时年七十九，幻灭都尽，惠光浑圜；而轼亦老于忧患，百念灰冷。公以为可教者，乃授此经，且以钱三十万使印施于江淮间。而金山长老佛印大师了元曰：「印施有尽，若书而刻之则无尽」。轼乃为书之，而元使其侍者晓机走钱塘求善工刻之板，遂以为金山常住。元丰八年九月日，朝奉郎、新差知登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骑都尉、借绯苏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