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不阙文，与马之不借人也，岂有损益于世也哉？然且识之，以为世之君子长者，日以远矣，后生不复见其流风遗俗，是以日趋于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虽不足以损益，而君子长者之泽在焉，则孔子识之，而况其足以损益于世者乎。昔吾先君适京师，与卿士大夫游，归以语轼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将散矣。士慕远而忽近，贵华而贱实，吾已见其兆矣」。以鲁人凫绎先生之诗文十馀篇示轼曰：「小子识之。后数十年，天下无复为斯文者也」。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其后二十馀年，先君既没，而其言存。士之为文者，莫不超然出于形器之表，微言高论，既已鄙陋汉、唐，而其反复论难，正言不讳，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贵矣。轼是以悲于孔子之言，而怀先君之遗训，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于其子复，乃录而藏之。先生讳太初，字醇之，姓颜氏，先师兖公之四十七世孙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