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观太史公所记王忠烈甚备，而《左氏春秋》、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其录尤博，而辞意尤精明。然其出不一，颇相乖迕。吴子之伯也，忠臣谋士宁一人哉？而太史公独为王作传。赵晔作《吴越春秋》，大抵推王功烈，其名与吴相盛衰。呜呼！王之忠毅志节，机策雄勇，不能超绝于世，孰能臻是哉？方其患难穷阨时，不能比于人而不死。死非难也，维王之所隐忍者，知必有所成就也。至于逞愤忿，穷威力，出人之不能，何其伟哉！余以谓有志者必能先信其己，而后能信于人。信其己者，内有统也；信于人者，外不屈也。若其不能信于己，则决不能信于人。是以知才之难也。若王者可谓有志矣！至其所趣，则难与为仁焉。使夫愚闇偷生之子，狂狯强死之人，仰闻王之风采，其有以激于中乎？不独彼一时也，至于今百世可知也。生则飨大位，死则庙食不绝，谁为不宜？嘉祐八年春正月，吴山新庙成。某日，太守行祀事，维庙有碑而不刻其雄名盛烈，使晦于史策而不显具瞻，余乃即太史所记，删其枝辞十五，而增以他书凡三倍，遂以刻焉。系之铭曰：

新我王庙，自我黎人。以祀以祈，以媚于神。维吴娄丰，人安以嬉。时报神飨，春秋靡违。大江沄沄，有击其潮。俾安其埼，毋使我劳。人肆厥心，或善或淫。不纵其尤，助天匪忱。丽牲有碑，我篆其休。有赫王威，在彼道周。神功在人，人报于前。寝隆有光，保其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