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之道，惟其是而已矣。天下之事不一，圣人所以行之者，圆方横邪，高下曲折，或抑或扬，或微或章，而一趋于是。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又曰：「可与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夫权之为名，何哉？犹物之在权，能不失其轻重而已矣。仁义、孝悌、忠信，道之大经也；君臣、父子、夫妇，人伦之大经也。圣人不以短妨长，不以小破大，短长皆顺，小大皆应，其归于道也易而直。不幸而有梗，不平于其间，不可以偕得，则必捐小以从大，略短以图长。不杀则不仁，则杀之者所以为仁也；不取则不义，则取之者所以为义也。遇乡人之长者，俯伏而拜之；长者仇其父，则挺刃而追之，何哉？轻重后先之次，不得不然也。其于道之大经，盖未尝戾也，其于人伦之大经，亦未尝乱也。此其为不失轻重，而圣人之所谓权者矣。后世有公羊氏者出，独喜言权变，欲教天下之臣子，一切反经而为功。其述《春秋》，多以权之说赦奸臣、贼子、伪逆之罪，使后世莫务为正而肆其邪心，大乱圣人之道。或者辄假此以起非常之迹，据倚公羊氏之语，勇为而无所疑。事有不属于中，不入于正，则曰：吾以为权耳，常人不吾知而吾亦弗恤也。小则盗国，大则攘天下，诈者得成其志，乱者得逃其诛，是儒者言权之罪矣。彼孔子语人者，不曰学然后适道，适道然后立，立然后权轻重而行之。孔子以适道为权，而公羊氏以反经为权欤？或曰：孔子于其下，又继之以逸《诗》《唐棣》之辞，以明反经之义，岂不谓之然哉？曰：非也。「可与立未可与权」句断，孔子别言逸《诗》之文曰：「唐棣之华，遍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彼作诗者，因兄弟之乖离，而喻之以唐棣。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盖云兄弟之未亲，己之孝悌不至耳，意谓诗人之失辞，此所以删而不取也。而释者附之于权，以符公羊反经之说，岂不妄哉！故以谓公羊氏之言虽辨，而实圣人之罪人，《春秋》之巨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