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中，予客宣之宁国。邑溪之西有古佛祠，垣栋颠夷丛荟之閒。披道至其下，仅若有人迹，而学者守静居之。比三年，则山啸木偃，复宫曼阁嵬嶪于溪山之閒既完矣。其所以动其邑人，使之输财捐力，凡一櫋栌涂藁之细，皆出静之梱致。已则委之而去，莫知其所抵。后十四年，予自禁廷谪守宣州。一日，典客以佛者见，望其貌则静也。徐问其所从来，曰：客高安郡之兴国寺，即其庐为浮图，高数百尺。而又使郡人吴文忠与其弟文赞赋泉二百万，辟大堂于其下。堂成，榜其目曰「禅悦」，而未有以传其绩。所以轻千里，蔑山川之阻以至于宣，将予是请，所以侈堂之成功，而愿有以告于其后也。予闻之，佛之为教，凡所为庙塔器饰，饮食起居，一莫不寓其法于其閒。不独其道有以动人，而学其法者多能自处于得丧势利之外。以其无待于势，乃能使不役于势者为之用。以其不覸于利，乃能使覸于利者为之忘其所乐以徇之。此静之所以屡为宫庐之壮，而力尝若有馀者。岂其所操任者，独能果于众人乎？静之言曰：其堂之袤可以饭千人，其廊疏徼道丽严宏杰，可以独名于大江之西也。天下之言宫祠之盛者，无越于江西，是堂也，又将闯然独贤于其閒。至此知静始弃邑溪之勤，不翅若一敝帚，殆不足难也。佛之所为，寓其法于事物之间，其微至于无所不在，而语言文字为籧篨，则子复可言。予之所能书，盖静之所欲言，而主予以为之说者，如此而已。元丰三年二月庚午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