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窃以士之大患，在于随时俯仰而好恶不公，近则隳丧廉耻，远则败坏风俗，此礼义之罪人，治世之所不容也。大学者，教化之渊源，所以风劝四方而示之表则，一有不令，何以诲人？臣伏见国子司业黄隐素寡问学，薄于操行，久任言责，殊无献告，惟附会当时执政，茍安其位。及迁庠序，则又无以训导诸生，措注语言，皆逐势利。且经义之说，盖无古今新旧，惟贵其当。先儒之传注，既未全是，王氏之解，亦未必尽非，善学者审择而已，何必是古非今、贱彼贵我，务求合于世哉！方安石之用事，其书立于学官，布于天下，则肤浅之士，莫不推尊信向，以为介于孔、孟。及其去位而死，则遂从之而诋毁，以为无足可考。盖未尝闻道，而烛理不明故也。隐亦能诵记安石《新义》，推尊而信向之久矣。一旦闻朝廷欲议科举，以救学者浮薄不根之弊，则讽谕其太学诸生，凡程试文字，不可复从王氏新说，或引用者，类多黜降。何取舍之不一哉？诸生有闻安石之死而欲设斋致奠，以伸师资之报者，隐辄形忿怒，将绳以率敛之法，此尤可鄙也。夫所谓师弟子者，于礼有心丧，古人或为其师解官行服与负土成坟者，前史书以为美，后世仰以为高，此固不论其学之是非而特贵其风谊尔。昔彭越以大恶夷三族，诏捕收视者，栾布一勇士，敢祠而哭之，汉祖犹恕而不杀，班固亦以为能知所处，盖气节之可尚也。今安石之罪虽暴于天下，推其师弟子之分，则亦不可辄废。而诸生之设斋致奠，又非彭越、栾布之比，隐何必忿怒而遽欲绳之以法乎！抑可见其不知义也。向者有司欲复声律，朝廷方下其事，集群臣而议之，隐乃不详本末，奉为定令，揭榜学舍，谓朝廷已复诗赋，使学者知委，传播四方，人皆疑惑。此又见其躁妄趋时之甚也。夫道德所出之地，长育多士，而庶几成材，乃以欺人为之贰，则何以养廉耻、厚风俗哉？伏请早行罢黜，以示劝戒，无使邪憸之士，久累教化之职。

〔贴黄〕大率隐好自任，凡考校生员文字，多不与祭酒、博士共议，意欲徇私。向者违条差补经谕不当，郑穆自举觉申礼部。近日定王适程试，高下异论，隐辄有申请，上烦朝廷与夺，益见其取与不协公论，不能称职也。隐为御史三年，无所建明，为司业经年，职事乖失如此，已试不效，徒累名器。伏乞量其所能，与一外官，盖教化之地，非所宜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