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臣先于熙宁十年知彭州日，为见朝廷依李杞、蒲宗闵、刘佐等起请，尽数榷买川茶，收息出卖，大于远方不便，并据本州茶园户屡有陈诉，及为堋口茶场减价买茶，亏损园户，致有喧闹，遂于当年三月八日，又本月十八日、四月二十四日凡三次具状论奏。虽蒙朝廷施行，后来续见李稷、蒲宗闵、陆师闵等贪功急利，侵刻远民，阻节商旅，增添岁课，欺罔朝廷，希窃恩赏，措置乖谬，遐方之人不胜其苦，为弊之极，凡有十端。一则是高估米价，预俵与有茶之家，名为茶本，及至纳茶，颇有赔费。二则是蒲宗闵首议兴贩大宁盐并布等，相兼取利，充补茶息；并陆师闵置都茶场，以博茶为名，尽买诸货，一如市易，及典米收利，以求出剩，至令市井商旅，动皆失业。三则是般运不前，往往是差雇税户，多有骚扰。并置茶递铺般载，支费衣粮，及于成都路差厢失贴般，力役劳苦，走窜求死，其数甚众。四则是将转运司合收税钱作茶司收到数目申奏，及郡县畏惧茶司事势，以税钱为息钱，上下表里，敢肆欺诞。五则是通判、知县、簿、尉、监官计卖茶息钱，与牙子等均分，隳丧廉耻。六则是有茶及般茶郡县知州、通判、知县，皆由茶司与运司奏明差注，其间差注好利少恩之人，贻害远俗。七则是监发茶纲官员并兼监知县，推赏过厚，极为滥溢。八则是私卖茶之人并递铺、转送茶司文字运限之法太重，细民相率枉陷深刑。九则是秦、陕客商皆不入川贩茶，亏失沿路省税。十则是增起陕西卖茶价直，遂使民间当此阙钱之际，更食贵茶。凡此十事，皆是臣熙宁十年论奏，后来浸生弊害，岁月愈久，为患愈深。近者伏闻朝廷遣使入川按察茶法，所有昔年三次奏状并今来条析利害备录缴连在前。

一、邛、蜀、彭、汉、绵、雅、洋等州、兴元府三泉县人户，多以种茶为生，有如五谷。自官榷以来，重法拘制，不许私相交易。被官中抑勒等第，高称低估，每斤只得半价，须至贱卖入官。亦有被此侵害，情愿斫伐茶苗，被捉送官，又更科罪，怨嗟无诉，已及十年。幸而累岁丰熟，粮食颇贱，可以度日。间或岁歉物贵，茶价独贱，则园户大见失所，多有为盗，久为川蜀之害。

一、茶司每于秋成之际收籴仓米，高估价钱，俵与茶户，谓之茶本，不愿籴者，例须支俵。假令米一石八百钱，即作一贯文支俵，仍出息二分，计一贯二百。其买茶每斤直八十文，只折四十文，借端刻剥，大率类此。

一、茶法许增息二分出卖，缘茶司违法，别作名目，收及五分以上，或加倍以来。只如雅州茶，每斤五十文者，计一百文卖；二十文者，计三十四文卖；十八文者，计三十二文卖；一十四文者，计二十五文卖；一十二文者，计二十三文卖。乃是贱买园户茶货，过取买人息钱，两自侵损（有息钱、头子、长引钱、税钱、牙钱、打角钱，凡六等。）。

一、名为茶法，却贩布并大宁盐及陶器，并运解盐入川，相兼收受。近更置博易茶场，买丝、绵、䌷、绢、纱、罗、绫、布、金、银、楮、皮、笺纸、香、药、米、豆等，出息货卖，仍许监官出外招诱，及遣牙子往诸县编拦，其害过于市易。所买纱、罗、绫、绢，多是监官一员与牙子通同作过，剩支官钱，却将纱、罗等运往陕西货卖，别无积滞，难便败露（天下市易已蒙废罢，惟有博易茶场，未蒙指挥，乃是西路偏受其祸。）。兼与成都府酒场典糯米一万贯，每斗出息八文，过半年未赎，仍更出息二分。如此多端聚敛，岂是茶息岁收二百万？欺罔朝廷，莫甚于此。

一、川路险阻，般茶至陕西极难。始，元丰初，拨成都路兵士数百人贴补般运，不一二年，死亡逃窜几尽，茶司遂令和雇人夫，同共般载。州县畏其势力，或和雇不行，则差税户往前，颇有赔费。洋州一处，因差夫般茶，最为骚扰。

一、未禁以前，陕西客旅得解盐并药物等入川买茶，所过州县，俱有重税钱。及至将茶出川，沿路又纳过税，以此税课大段增羡。自茶法施行以后，商旅更不兴贩，所收税钱绝少（熙宁七年未禁茶法，兴元府收七百四十万住税，每斤六文，岁收四万七千贯，次年所收才及一二。）。纵有各商在官场贩茶往别州军，虽明纳税钱，其钱逐处畏惧茶司势力，及欲贪分息钱，往往将税钱转作茶息，以此税课颇有亏减。其所得茶税钱亦不曾拨还转运司，却滚作岁课闻奏。

一、陕西之民食茶有定数，茶司为贪羡息，般运过多，出卖不尽，逐州有亏年额处，却于每斤上添起价直，务要岁课馀羡，往往亦配卖与人户。乃是榷茶之害，非独在蜀，亦已流及秦、陕（凤州今岁卖茶，准茶司指挥，每州添一百文。）。

一、通判系按察之司，令佐皆在县令之上，今来却计所卖茶货，与牙子等均分息钱，亏损廉节，略无愧耻。

一、盗及二贯文，徒一年，仍出赏钱五贯。今将钱八百文买茶四十斤者（每斤二十文。），不幸被捉，亦徒一年，出赏钱三十贯。是贩茶之罪，过于为盗，于理不通。递铺文字，于外界军机，或非常贼盗，日行四百里，马递日行三百里，违二日，徒一年。茶递往来，并日行四百里，违一日，徒一年。立法太重，有损治体。

一、雅州名山县监茶官但发及一万驮，即转一官，知县亦减三年磨勘。且计纲发茶，殊非常事，冒滥颇为侥倖。

一、茶禁之害，日久日积，朝廷所得者，岁有一百万缗，而失陷商税亦数十万。今若推广惠泽，罢去榷利，许令通商，则百姓荡然无禁碍，商旅大段通行。秦陕客人入川，随行物货已收一重税钱；其卖茶先收住税，买茶又收过税，则一岁之收，必数十万贯；每驮直十贯者，收长引钱一贯文，不及贯者，计斤收钱，又须有数十万贯，亦可充折茶司一岁之息。但责成都、利州运司，令依律应副熙河，则百事简便，公私两得。惟桩留博马茶若干万驮，令铺兵般运，重沿边私贩之禁，则于马事，并无妨阙，而朝廷恩德，及民最深。

一、若谓以茶博马，川茶未可通商。缘李杞立法之初，只认四十万贯应副熙河，后来蒲宗闵等渐贩布贩盐，添及六十万贯，李稷、陆师闵又增至一百万贯。今则岁献二百万贯，亦只以四十万贯应副熙河，且倚法刻民，亦可增及千万。恭惟圣朝治道，日从仁厚，若指挥茶司只得岁入一百万贯，不须出剩，则茶官不敢过有掊刻，仍不许俵米与有茶之家。若俵本钱，勿令出息，买则添原估，卖则减旧价。并已罢博易茶场，及诸般货物并不得收买。所有般载，尽差茶递铺，更不得差雇人户，免令赔费。及罢官员均分息钱，仍令将茶税钱拨还运司。稍减滥刑，渐抑重赏。严戒陕西州军不许添价配卖。如此则榷茶之害，十分亦去四五，于博马别无妒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