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者，鲁国之史，孔子老而后成之书也。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又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是删《诗》、《书》，定礼、乐，在于反鲁之年，而赞《易》在于五十之后也。《春秋》止于获麟，而孔子没于获麟之后二岁耳。是孔子于未没之前，犹记《春秋》之事，则《春秋》之于六经，最为晚成也。孔子于未老之前，不作《春秋》，必其老而后作者，盖孔子尚壮，犹冀当时之君有能感悟而用之者矣。奈何周旋天下，至于穷老，而一丘之地不可得，一旅之民不可有。孔子之年益老，而天下之乱不止，至于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天子不加诛，方伯不致讨，三纲五常，扫地俱尽。孔子于是因鲁之史，以载天子之事，二帝三王之法，于是乎在。《春秋》之所善，王法之所褒也；《春秋》之所恶，王法之所褒也。至于修身正家理国治天下之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法，莫不大备。故前史云：「为人臣而不知《春秋》，必蒙首恶之名；为人子而不知《春秋》，必陷大逆之罪」。故学者不可以不务也。《春秋》之作，盖以天下无王，而孔子以王法正之。诛罚褒赏者，天子之事也，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作《传》者既不解孔子所以作《春秋》之意，而杜预、何休之徒，又妄为之说。如杜预之说则曰：「周德既衰，官失其守，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其馀则皆即用旧史」。若如其说，则孔子乃一史官尔。《春秋》既曰「作之」，又徒因其记注，即用旧史，则圣人何用茍为书也？何休之说曰：「《春秋》将以黜周王鲁。孔子为天下无王，乃作《春秋」》。何得云黜周王鲁？如经书「王正月」者，大一统也；先王人者，卑诸侯也。不书王战者，以见天下莫之敌也；书王而加「天」者，别吴、楚之僭伪也。《春秋》尊王如此，安得谓之黜周乎？作《传》者既不解孔子所以作《春秋》之意，而注释者又妄为之说，至今好怪之徒，更增引血书端门、诸谶纬之说，以解《春秋》，此啖氏所谓宏纲既失，万目从而大去者也。故自孔子之没，能深知《春秋》之所以作与《春秋》之所存者，唯孟子尔。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之意，以谓王者号令尚行于天下，而于号令之中有过差失谬，则诗人得以规刺而正之。至其大乱，而王道板荡，号令不行，天子名存而已，则孔子作《春秋》以代其赏罚也。《春秋》既成，孔子不久而已没，又其书刺讥诛绝，多病当时之人，不可显传于世，故门弟子受业《春秋》者无闻焉。其后遂有《春秋》五传，邹氏、夹氏，久已不传，且《左传》、《公》、《谷》，代兴于汉。然其祖习传受，传记不明。如习《左传》者，即托为丘明，言与孔子同其好恶，又身为国史，所载皆得其真。然左氏之书，时亦失谬，此亦党左氏之言也。习《公》、《谷》者，又言孔子经成，独传子夏，公羊高、谷梁赤，皆子夏门人。若二子同出子夏之门，不应传有同异，此亦党公、谷之言也。三传之出，既已讹谬，诸儒之说，不可据依，但当取其是而舍其非尔。《春秋》之名，说者亦众，如《左氏》说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又孟子亦曰「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是孔子于未作之前，已名「春秋」，孔子因之不改也。杜预曰：「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综以为所记卜之名也」。《孝经》亦曰「春秋祭祀，以时思之」。是言「春秋」可以举四时，杜预之说为得矣。三《传》之说既未可质其后先，但《左氏》多说事迹，而《公羊》亦存梗槩，陆淳以谓断义即皆不如《谷梁》之精。今以三家之说校其当否，而《谷梁》最为精深。且以《谷梁》为本者，其说是非褒贬，则杂取三传及历代诸儒、唐啖、赵、陆氏之说，长者从之，其所未闻，即以所闻安定先生之说解之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