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之为名，道之极、德之至也。非礼勿动，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此大贤者之事也。贤者之事如此，则可谓备矣，而犹未足以钻圣人之坚，仰圣人之高。以圣人观之，犹太山之于冈陵，河海之于陂泽。然则圣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鬼神合其吉凶」。此盖圣人之事也。德茍不足以合于天地，明茍不足以合于日月，吉凶茍不足以合于鬼神，则非所谓圣人矣。孟子论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圣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动、言、视、听，茍有不合于礼者，则不足以为大贤人，而圣人之名非大贤人之所得拟也，岂隘与不恭者所得僭哉？盖闻圣人之言行不茍而已，将以为天下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于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而后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进而寡退，茍得而害义，此其流风末俗之弊也。圣人患其弊，于是伯夷出而矫之，制其行于天下曰：「治则进，乱则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后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进，过廉而复刻，此其流风末世之弊也。圣人又患其弊，于是柳下惠出而矫之，制其行于天下曰：「不羞污君，不辞小官，遗逸而不怨，阨穷而不悯」。而后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污而寡洁，恶异而尚同，此其流风末世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时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时，三圣人之弊，各极于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于天下曰：「可以速则速，可以久则久，可以仕则仕，可以处则处」。然后圣人之道大具，而无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无弊者，岂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为终始也。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圣人之所以能大过人者，盖能以身救弊于天下耳。如皆欲为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则恶在其为圣人哉？是故使三人者当孔子之时，则皆足以为孔子也，然其所以为之清、为之任、为之和者，时耳，岂滞于此一端而已乎？苟在于一端而已，则不足以为贤人也，岂孟子所谓圣人哉？孟子之所谓「隘与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时尔。且夏之道岂不美哉？而殷人以为野；殷之道岂不美哉？而周人以为鬼。所谓隘与不恭者，何以异于是乎？当孟子之时，有教孟子枉尺直寻者，有教孟子权以援天下者，盖其俗有似于伊尹之弊时也。是以孟子论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矫天下之弊耳。故曰圣人之言行，岂茍而已，将以为天下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