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后世之吏，得行其志者少矣，此仕之所以难也，而县为最甚。何哉？凡县之政无小大，令、主簿皆独任，而民事委曲，当有所操纵缓急，不能一断以法，举法而绳之，则其罪固易求也。凡有所为，问可不可于州，执一而违之，则其势固易挠也。其罪易求，其势易挠，故为之者有以得于州，然后其济可几也。不幸其一锱铢与之咈，则大者求其罪，小者挠其势，将不遗其力矣。吏之不能自安，岂足道哉？县有不与其扰者乎？方是时也，而天下之能忘其势而好恶不妄者鲜矣，能忘人之势而强立不茍者亦鲜矣。州负其强以取威，县忧其弱以求免，其习已久，其俗已成之后，而守正循理以求其得于州，其亦不可以必也。则仕于此者，欲行其志，岂非难也哉？君子者虽无所处而不安，然其于自处也，未尝不择，仕而得择其自处，则县之事有不敢任者，岂可谓过也哉？洪州新建，自太平兴国六年，分南昌为县，至嘉祐三年，凡若干年，为令者凡三十有九人。而秘书省著作佐郎黄巽公权来为其令，抑豪纵，惠下穷，守正循理，而得济其志者也。公权亦喜其职之行，因考次凡为令者名氏，将伐石以书，而列置于壁间。故予为之载其行治，而因著其为县之难，使来者得览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