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八年四月，抚州菜园僧可栖，得州之人高庆、王明、饶杰相与率民钱为殿于其院，成，以佛之像置其中，而来乞予文以为记。初，菜园有籍于尚书，有地于城南五里，而草木生之，牛羊践之，求屋室居人焉，无有也。可栖至，则喜曰：「是天下之废地也，人不争，吾得之以老，斯足矣」。遂以医取资于人，而即其处立寝庐、讲堂、重门、斋庖之房、栖客之舍，而合其徒入而居之。独殿之役最大，自度其力不能为，乃使庆、明、杰持簿乞民间，有得辄记之，微细无不受，浸渐积累，期月而用以足，役以既。自可栖之来居至于此，盖十年矣。吾观佛之徒，凡有所兴作，其人皆用力也勤，刻意也专，不肯茍成，不求速效，故善以小致大，以难致易，而其所为，无一不如其志者，岂独其说足以动人哉？其中亦有智然也。若可栖之披攘经营，捃摭纤悉，忘十年之久，以及其志之成，其所以自致者，岂不近是哉？噫！佛之法固方重于天下，而其学者又善殖之如此。至于世儒，习圣人之道，既自以为至矣，及其任天下之事，则未尝有勤行之意，坚持之操，少长相与语曰：「茍一时之利耳，安能必世百年，为教化之渐，而待迟久之功哉」！相薰以此，故历千馀载，虽有贤者作，未可以得志于其间也。由是观之，反不及佛之学者远矣。则彼之所以盛，不由此之所自守者衰欤？与之记，不独以著其能，亦以愧吾道之不行也已。曾巩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