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自西出而南，又东折，然后北注于海。当禹之行水，功之所施者最多，自大伾而北，既酾为二，至大陆又播为九，然后为逆河，以与海属，非屡散裂而顺导之，莫能为功。盖其难如此，故历三代千有馀年，无河患者，以禹故迹未尝变也。至周定王之时，禹迹遂改，故河之为败自此始。自是之后，言治河者尤众。有欲索故迹而穿之，许商、解光之说是也。有欲出之胡中，齐人延年之说是也。有以为天事可勿理者，田鼢、谷永之说是也。有以为宜空水冲以纵其决，穿漕渠以通其势者，关并、贾让之说是也。有以为宜弛灌溉之防，使水得自行者，张戎之说是也。有以为宜徙之宽平者，王横之说是也。有以为宜计为堤防，又以为堤防非古义者，王延世、平当之说是也。凡此数者，各乖异。总之，堤防之起自战国，西汉以来，筑作者辄复败，故务壅塞居水者，最闇于用，而复二渠，则水之害去，绝屯氏之河，则害作，故言河宜散裂、仿于禹迹是当。盛宋之隆，河数为败。兴国之间，房村之决为甚。当此之时，劳十万之众，然后复理。天子为赋诗比《瓠子之歌》，属者虽有商胡之忧，非曩时比也，然天子大臣讲求利害之理勤矣。愚既以为堤防壅塞闇于用，仿禹之迹为可，然水之为迹，难明久矣，非深考博通，心知其详，固难以臆见决策举事也。宜博求能疏川浚河者，与之虑定，然后施功，则可以下安元元，上追禹绩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