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祐初，光为贡院属官。时有诏，士能讲解经义者听别奏名，应诏者数十人。赵周翰为侍讲，知贡举，问以《春秋》、《礼记》大义。其中一人所对最精详，先具注疏，次引先儒异说，末以己意论而断之，凡二十问，所对皆然。主司惊异，擢为第一。及发糊名，乃进士刘恕，年十八矣。光以是慕重之，始与相识。道原乃其字也。道原是岁赋诗论策，亦入高等。殿试不中格，更下国子监试讲经，复第一，释褐钜鹿主簿、和川令。陆介夫为广西帅，奏掌机宜。前世史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之末，简策极博，而于科举非所急，故近岁学者多不读，鲜有能道之者，独道原笃好之。为人强记，纪传之外，闾里所录，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坐听其谈，衮衮无穷，上下数千载间细大之事，如指掌，皆有稽据可考验，令人不觉心服。英宗皇帝雅好稽古，欲遍观前世行事得失，以为龟鉴。光承乏侍臣，尝从容奏旧史文繁，自布衣之士，鲜能该通，况天子一日万机，诚无暇周览。乞自战国以还，讫于显德，凡关国家之兴衰，系众庶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诠次为编年一书，删其浮长之辞，庶于奏御差便。上甚喜，寻诏光编次《历代君臣事迹》，仍谓光曰：「卿自择馆阁英才共修之」。光对曰：「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未得而知者，唯和川令刘恕一人而已」。上曰：「善」。退即奏召之，与共修书，凡数年，史事之纷错难治者，则以诿之，光蒙成而已。今上即位，更命其书曰《资治通鉴》。王介甫与道原有旧，深爱其才。熙宁中，介甫参大政，欲引道原修三司条例。道原固辞以不习金谷之事，因言天子方属公以政事，宜恢张尧舜之道，以佐明主，不应以财用为先。介甫虽不能用，亦未之怒。道原每见之，辄尽诚规益。及吕献可得罪知邓州，道原往见介甫曰：「公所以致人言，盖亦有所未思」。因为条陈所更法令不合众心者，宜复其旧，则议论自息。介甫大怒，遂与之绝。未几，光出知永兴军，道原曰：「我以直道忤执政，今官长复去，我何以自安？且吾亲老，不可久留京师」。即奏乞监南康军酒，得之。光寻判西京留台，奏迁书局于洛阳。后数年，道原奏请身诣光议修书事，朝廷许之。道原水陆行数千里至洛阳，自言比气羸惫，必病且死，恐不复再见，留数月而归。未至家，遭母丧。俄得风疾，右手足偏废，伏枕再期，痛苦备至。每呻吟之隙，辄取书修之。病益笃，乃束书归之局中。以元丰元年九月戊戌终，官至秘书丞，年止四十七。嗟乎！以道原之耿介，其不容于人，龃龉以没固宜，天何为复病而夭之邪？此益使人痛惋惝恍，而不能忘者也。道原嗜学，方其读书，家人呼之食，至羹炙冷而不顾。夜则卧思古今，或不寐达旦。在和川，尝以公事适野，见刘聪太宰刘雄碑，知嘉平五年始改建元，正旧史之失。在洛阳，与光偕如万安山，道旁有碑，读之，乃五代列将，人所不称道者。道原即能言其行事始终，归验于旧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书，道原枉道就借观之，次道日具酒馔为主人礼，道原曰：「此非吾所为来也，殊废吾事，愿悉撤去」。独闭閤昼夜读且抄，留旬日，尽其书而去，目为之翳。道原致疾，亦由学之苦邪。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祸福，凡有施置，举天下莫能夺。高论之士，始异而终附之，面誉而背毁之，口是而心非之者，比肩是也。道原独奋厉不顾，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变色如铁；或稠人广坐，介甫之人满侧，道原公议其得失，无所隐。恶之者侧目，爱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原曾不以为意。见质厚者，亲之如兄弟，奸谄者疾之如雠。用是困穷而终不悔，此诚人之所难也。昔申枨以多欲不得为刚，微生高以乞醯不得为直。如道原者，可以为刚直之士乎！道原家贫，至无以给旨甘，一毫不妄取于人。其自洛阳南归也，时已十月，无寒具，光以衣袜一二事及旧貂褥赆之，固辞，强与之，行及颍州，悉封而返之。于光而不受，于它人可知矣。尤不信浮屠说，以为必无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则尽弃之矣，岂得赍以自随哉」！可谓知之明而决之勇矣。道原好读书，志欲笼络宇宙而无所遗，不幸早夭。其成者，《十国纪年》四十二卷，包羲至周厉王《疑年谱》、共和至熙宁《年略谱》各一卷，《资治通鉴外纪》十卷，馀皆未成，其成者亦未以传人。曰：今柳芳《唐历》本皆不同，由芳书未成而传之故也。期于瞑目然后传。病亟犹汲汲，借人书以参校己之书，是正其失。气垂尽，乃口授其子羲仲为书，属光使撰埋铭及《十国纪年序》。且曰：「始欲诸国各作《百官》及《藩镇表》，未能就，幸于序中言之」。光不为人撰铭文已累年，所拒且数十家，非不知道原托我之厚，而不获承命，悲愧尤深。故序平生所知道原之美，附于其书以传来世。道原自言，其先万年人，六世祖度，唐末明经及第，为临川令，卒官，遇乱不能归，遂葬高安，因家焉。南唐以高安为筠州，今为筠州人。父涣，字凝之，进士及第，为颍上令。不能屈节事上官，年五十弃官，家庐山之阳，且三十年矣，人服其高，欧阳永叔作《庐山高》以美之。今为屯田员外郎致仕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