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十七日，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司马光，惶恐再拜介甫参政谏议阁下。光居常无事，不敢涉两府之门，以是久不得通名于将命者。春暖，伏惟机政馀裕，台候万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才，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馀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也。虽愧多闻，至于直谅，不敢不勉。若乃便辟、善柔、便佞，则固不敢为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处语嘿，安可同也？然其志则皆欲立身行道，辅世养民，此其所以和也。向者与介甫议论朝廷事，数相违戾，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于光向慕之心，未始变移也。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馀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天子用此起介甫于不可起之中，引参大政，岂非欲望众人之所望于介甫邪？今介甫从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闾阎细民、小吏走卒，亦窃窃怨叹，人人归咎于介甫，不知介甫亦尝闻其言而知其故乎？光窃意门下之士，方日誉盛德而赞功业，未始有一人敢以此闻达于左右者也。非门下之士则皆曰，彼方得君而专政，无为触之以取祸，不若坐而待之，不过二三年，彼将自败。若是者不唯不忠于介甫，亦不忠于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则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则不然，忝备交游之末，不敢茍避谴怒，不为介甫一一陈之。今天下之人恶介甫之甚者，其诋毁无所不至，光独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圣贤所以治国者，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委任而责成功也。其所以养民者，不过轻租税、薄赋歛、已逋责也。介甫以为此皆腐儒之常谈，不足为思，得古人所未尝为者而为之。于是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樊须请学稼，孔子犹鄙之，以为不知礼义信，况讲商贾之末利乎？使彼诚君子邪，则固不能言利；彼诚小人邪，则固民是尽，以饫上之欲，又可从乎？是知条例一司，已不当置而置之。又于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于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视，衒鬻争进，各斗智巧，以变更祖宗旧法。大抵所利不能补其所伤，所得不能偿其所亡，徒欲别出新意，以自为功名耳。此其为害已甚矣，又置提举句当常平广惠仓使者四十馀人，使行新法于四方。先散青苗钱，次欲使比户出助役钱，次又欲更搜求农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虽皆选择才俊，然其中亦有轻佻狂躁之人，陵轹州县，骚扰百姓者。于是士大夫不服，农商丧业，故谤议沸腾，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书》曰：「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伊尹为阿衡，有一夫不获其所，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孔子曰：「君子求诸己」。介甫亦当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专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乱政也，介甫更以为治术而先施之；贷息钱，鄙事也，介甫更以为王政而力行之；繇役自古皆从民出，介甫更欲歛民钱雇市佣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独以为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极之道，施之于天地，人皆不可须臾离。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与贤皆过人，及其失也，乃与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谓用心太过者也。自古人臣之圣者，无过周公与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尝无过，未尝无师。介甫虽大贤，于周公、孔子则有间矣，今乃自以为我之所见，天下莫能及。人之议论，与我合则善之，与我不合则恶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进？谄谀之士何由远？方正日疏，谄谀日亲，而望万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远，难矣。夫从谏纳善，不独人君为美也，于人臣亦然。昔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之善否。或谓子产毁乡校，子产曰：「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薳子冯为楚令尹，有宠于薳子者八人，皆无禄而多马。申叔豫以子南观起之事警之，薳子惧，辞八人者，而后王安之。赵简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谏，日有记，月有成，岁有效。周舍死，简子临朝而叹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诸大夫朝，徒闻唯唯，不闻周舍之鄂鄂，吾是以忧也」。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酂文终侯相汉，有书过之史。诸葛孔明相蜀，发教与群下曰：「违覆而得中，犹弃弊蹻而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惟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孔明尝自校簿书，主簿杨颙谏曰：「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请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执耕稼，婢典爨，鸡主司晨，犬主吠盗，私业无旷，所求皆足。忽一旦尽欲以身亲其役，不复付任，形疲神困，终无一成，岂其知之不如奴婢鸡狗哉？失为家主之法也」。孔明谢之。及颙卒，孔明垂泣三日。吕定公有亲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荐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壮，好直言，定公时有得失，原辄谏争，又公论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叹曰：「是我所以贵德渊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尽哀，曰：「德渊，吕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复于何闻过哉」！此数君子者，所以能功成名立，皆由乐闻直谏，不讳过失故也。若其馀骄亢自用，不受忠谏而亡者，不可胜数。介甫多识前世之载，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孔子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言以其所愿乎上交乎下，以其所愿乎下事乎上，不远求也。介甫素刚直，每议事于人主前，如与朋友争辨于私室，不少降辞气，视斧钺鼎镬无如也。及宾客僚属谒见论事，则唯希意迎合，曲从如流者亲而礼之。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明主宽容如此，而介甫拒谏乃尔，无乃不足于恕乎！昔王子雍方于事上，而好下佞己。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谓自信太厚者也。光昔从介甫游，介甫于诸书无不观，而特好孟子与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义而已，何必曰利」？又曰：「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人愁痛，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岂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又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又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此岂老氏之志乎？何介甫总角读书，白头秉政，乃尽弃其所学而从今世浅丈夫之谋乎！古者国有大事，谋及卿士、谋及庶人。成王戒君陈曰：「有废有兴，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同则绎」。《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孔子曰：「上酌民言，则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则下不天上施」。自古立功立事，未有专欲违众而能有济者也。使《诗》、《书》、孔子之言皆不可信则已，若犹可信，则岂得尽弃而不顾哉？今介甫独信数人之言，而弃先圣之道，违天下人之心，将以致治，不亦难乎？近者，藩镇大臣有言散青苗钱不便者，天子出其议以示执政，而介甫遽悻悻然不乐，引疾卧家。光被旨为批答，见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辞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叙其事，以义责介甫，意欲介甫早出视事，更新令之不便于民者，以福天下。其辞虽朴拙，然无一字不得其实者。窃闻介甫不相识察，颇督过之，上书自辩，至使天子自为手诏以逊谢。又使吕学士再三谕意，然后乃出视事。出视事诚是也，然当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报天子之盛德。今则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李正言言青苗钱不便，诘责使之分析。吕司封传语祥符知县未散青苗钱，劾奏乞行取勘。观介甫之意，必欲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不复顾义理之是非，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光窃为介甫不取也。光近蒙圣恩过听，欲使之副贰枢府。光窃惟居高位者，不可以无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报。故辄敢申明去岁之论，进当今之急务，乞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及追还诸路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主上以介甫为心，未肯俯从。光窃念主上亲重介甫，中外群臣无能及者，动静取舍，唯介甫之为信。介甫曰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泽；曰不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唯系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夫人谁无过，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损于明？介甫诚能进一言于主上，请罢条例司，追还常平使者，则国家太平之业皆复其旧，而介甫改过从善之美，愈光大于前日矣。于介甫何所亏丧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泽天下之民；光方欲辞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谓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陈其志，以自达于介甫，以终益友之义。其舍之取之，则在介甫矣。《诗》云：「周爰咨谋」。介甫得光书，傥未赐弃掷，幸与忠信之士，谋其可否，不可以示谄谀之人，必不肯以光言为然也。彼谄谀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缘改法以为进身之资，一旦罢局，譬如鱼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国家之大计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彼忠信之士，于介甫当路之时，或龃龉可憎，及失势之后，必徐得其力。谄谀之士，于介甫当路之时，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将何择焉？国武子好尽言以招人之过，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虽然，于善人亦何忧之有？用是故敢妄发而不疑也。属以辞避恩命，未得请，且病膝疮，不可出，不获亲侍言于左右，而布陈以书，悚惧尤深。介甫其受而听之，与罪而绝之，或诟詈而辱之，与言于上而逐之，无不可者，光俟命而已。不宣。光惶恐再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