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窃见朝廷差官支拨粳米于永泰等门，遇有河北路流民逐熟经过，即大人每人支米一斗，小儿支与米五升。仰子细告谕，在京难以住泊，令速往近便丰熟州军存活者。臣窃思之，如此处置，欲以为恤人之名，掩人耳目，则可矣，其实恐有损无益。何以言之？向者或闻河北有人讹传京师散米者，民遂襁负南来，今若实差官散米，恐河北饥民闻之，未移者因兹诱引，皆来入京。京师之米有限，而河北流民无穷。既而无米可给，则不免聚而饿死，如前年许、颍二州是也。今禾苗既伤于旱，蝗蝻日益滋生，秋田丰歉，殊未可知。一斗、五升之米，止可延数日之命，岂能济其饥馑之厄哉！凡民之情，见利则趋之，见害则避之。若京师可以住泊，虽驱之亦不肯去，若外州可以存活，虽留之亦不肯止，固非数人口舌所能告谕。故臣以为有损无益也。臣闻民之本性怀土重迁，岂乐去其乡里，舍其亲戚，弃其丘垄，流离道路，乞丐于人哉？但以丰稔之岁，粒米狼戾，公家既不肯收籴，私家又不敢积蓄，所收之谷，随手糜散，春指夏熟，夏望秋成，上下偷安，莫为久计。是以稍遇水旱螽螟，则糇粮已绝，公私索然，无以相救。仰食县官，既不能周，假贷富室，又无所得。此乃失在于无事之时，不在于凶荒之年也。加之监司守宰，多不得人，视民之穷，曾无矜闵。增无名之赋，兴不急之役，吏缘为奸，蠹弊百出。民搏手计穷，无以为生，则不免有四方之志矣。意谓它处必有饶乐之乡、仁惠之政，可以安居，遂伐其桑枣，撤其庐舍，杀其耕牛，委其良田，累世之业，一朝破之，相携就道。若所诣之处复无所依，使之进退失望，彼老弱不转死沟壑，壮者不起为盗贼，将安归乎？是以圣王之政，使民安其土，乐其业，自生至死，莫有离散之心。为此之要，在于得人。以臣愚见，莫若谨择公正之人为河北监司，使之察灾伤州县，守宰不胜任者易之，然后多方那融斛斗，各使赈济本州县之民。若斛斗数少不能周遍者，且须救土著农民，各据版籍，先从下等，次第赈济。则所给有限，可以豫约矣。若富室有蓄积者，官给印历，听其举贷，量出利息，候丰熟日官为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诳诱，则将来百姓争务蓄积矣。如此，饥民知有可生之路，自然不弃旧业，浮游外乡。居者既安，则行者思返。若县县皆然，岂得复有流民哉！臣前曾上言，王者以天下为家，不可使侧隐之心止于目前而已。此特河北流民路过京师者耳，窃闻其它灾伤之处，流民亦为不少。若臣言可采，伏望圣慈依此行之。取进止（《司马公文集》卷三六。又见《国朝诸臣奏议》卷一○六，《文献通考》卷二六，《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四四，《右编》卷三一，《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九七，《续资治通鉴》卷六五，《司马温公年谱》卷四。）。

原无题注，据明本、陈本、四库本及《国朝诸臣奏议》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