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税重乎？今之税重乎？周公之制，园廛二十而税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稍甸县都皆无过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盖周之盛时，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后以次而轻，始至于十一，而又有轻者也。今之税虽不啻十一，然而使县官无急征，无横敛，则亦未至乎四而取一与五而取一之为多也。是今之税与周之税，轻重之相去无几也。虽然，当周之时，天下之民歌舞以乐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戚戚不乐，常若擢筋剥肤以供亿其上。周之税如此，吾之税亦如此，而其民之哀乐何如此之相远也？其所以然者，盖有由矣。周之时用井田，井田废，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资于富民，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连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安坐四顾，指麾于其间。而役属之民，夏为之耨，秋为之穫，无有一人违其节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而无告。夫使耕者至于穷饿，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强之利，犹且不可；而况富强之民输租于县官，而不免于怨叹嗟愤。何则？彼以其半而供县官之税，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税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税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税，犹用十二之税然也。况今之税，又非特止于十一而已，则宜乎其怨叹嗟愤之不免也。噫，贫民耕而不免于饥，富民坐而饱以嬉，又不免于怨，其弊皆起于废井田。井田复，则贫民有田以耕，谷食粟米不分于富民，可以无饥。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锢贫民，其势不耕则无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县官之税，又可以无怨。是以天下之士争言复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夺富民之田以与无田之民，则富民不伏，此必生乱。如乘大乱之后，土旷而人稀，可以一举而就。高祖之灭秦，光武之承汉，可为而不为，以是为恨。吾又以为不然。今虽使富民皆奉其田而归诸公，乞为井田，其势亦不可得。何则？井田之制，九天为井，井间有沟。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为一成，成间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为一同，同间有浍，其地万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间为浍者一，为洫者百，为沟者万。既为井田，又必兼修沟洫。沟洫之制：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万夫之地，盖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间为川为路者一，为浍为道者九，为洫为涂者百，为沟为畛者千，为遂为径者万。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涧谷，夷丘陵，破坟墓，坏庐舍，徙城郭，易疆垄，不可为也。纵使能尽得平原广野而遂规画于其中，亦当驱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粮，穷数百年专力于此，不治他事，而后可以望天下之地尽为井田，尽为沟洫。已而，又为民作屋庐于其中，以安其居，而后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兴，其必始于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则周之世无以成井田。唐虞启之，至于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备。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来者渐矣。夫井田虽不可为，而其实便于今，今诚有能为近井田者而用之，则亦可以苏民矣乎。闻之董生曰：「井田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名田之说，盖出于此。而后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惧民不肯损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之以为变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无过三十顷，期尽三年，而犯者没入官」。夫三十顷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纵不能尽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过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坏其业，非人情，难用。吾欲少为之限，而不禁其田尝已过吾限者，但使后之人不敢多占田以过吾限耳。要之数世，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复于贫，而彼尝已过吾限者，散而入于他人矣，或者子孙出而分之以无几矣。如此，则富民所占者少而馀地多，馀地多则贫民易取以为业，不为人所役属，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于人，而乐输于官。夫端坐于朝廷，下令于天下，不惊民，不动众，不用井田之制，而获井田之利，虽周之井田，何以远过于此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