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尝读《汉书》，至晁错之事，惟错谋策宏远，达于权义，有致主经世之志，戮于奸谗之口。而史氏不能褒发其忠，更讥以变古易常之说，臣窃愤厉。反覆较错凡所辨议，悉国家危事乱经，将以图安建治，皆合霸王之轨，不可不正迁之谬讥。尝试论之：古不可变耶？则是三代无革敝救失之理，而汉所用法，当循亡秦也。忠恭之异尚，质文之殊用，礼不相袭，乐不相沿，固三王之罪矣。用宽大，革苛惨，固高祖之过矣。夫以文、景之世，追视汉初之政，沿革既多，岂错先尝变易哉？稽迁旨意，则是颠而弗扶，危而弗持，兴亡倚天，成败推数，括囊结舌，浮沉容身者为智矣。此乃夫子深鄙，以为焉用彼相，可为具臣者也。故论者称迁是非谬于圣人，其斯诚矣。益使后人务茍且而恶立事，贵因循而重改作，沮有心之锐，为无功之辞，其于教义，不重亏欤？臣尝论之：夫为邦之道，有制有权，制为之本，权为之势。节之以礼，行之以信，齐之以刑，断之以义，此不可易之法，故为之制。长则萦之，短则引之，重则损之，轻则益之，此不可常之理，故为之权。其不可易者，不为艰危急卒而变之；其不可常者，不为安宁平泰而慢之。其本正，虽危必安；其势倾，虽治必乱。然人之大情，危必思安，治必忘乱。均乎二者，处权为难。非通才达义、适时知变者，孰能与于此乎！《易》曰：「变则通，通则久」。故乐而不乱、复而不厌之谓道。夫事远必弊，法久必衰。原其始初，各有云设，时迁俗易，迹在理非。圣人执权，盍即回革，使天下之耳目常新，万务之本源必正？彼立法垂制，不在人君乎？言为典型，动为律度，茍无愆于大义，宁一取乎旧章？在商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在周宣王，聿求贤臣，忧勤戒慎，以振绝绪，嘉靖庶邦。并建中兴之业。夫岂悉履汤、武之迹哉！在汉孝武，引拔俊乂，文艺隆起，武功震耀，雄材大略，为汉盛主，又岂咸践文、景之教哉！且事茍便俗，岂惮乎解弦而更张；政茍戾时，何固乎守株而求滞！故夫不知达权推变之理，而牵易常循旧之说者，是拘生腐儒。按文泥俗，凝塞治道，此圣智之所常患者也。臣敢旁采世务仅若小敝者，列之以裨万分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