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切惟天之生民，以衣食为命，圣人因是而为之均节，立君臣贵贱等威之分，以止其争且乱。故礼也者，文饰此者也；刑也者，防禁此者也。凡所谓赏罚法令，仁义廉耻，皆缘此而后立者也。衣食不足，何礼刑之有哉？内无以保其社稷，外无以制其夷狄，国非其国矣。故货食者人事之确论，非高谈虚辞之可致者也。今京师砥平冲会之地，连营设卫，以当山河之险，则是国依兵而立，兵待货食而后可聚，此今天下之大势也。臣在仁宗朝，庆历中充三司使，嘉祐初再领邦计，尝为朝廷精言此事，累有奏议，所陈利害安危之体，究其本原，冗兵最为大患。略计中等禁军一卒岁给约五十千，十万人岁费五百万缗。臣前在三司，勘会庆历五年禁军之数，比景祐以前增置八百六十馀指挥，四十馀万人，是增岁费二千万缗也。太祖皇帝制折杖法，免天下徒，初置壮城牢城，备诸役使，谓之厢军，后乃展转增创军额，今遂与禁军数目几等。此其岁增衣粮几何？是皆出于民力，则天下安得不困？臣庆历五年取诸路盐酒商税岁课，比《景德会计录》皆增及三数倍以上。景德中收商税四百五十馀万贯，庆历中一千九百七十五万馀贯；景德中收酒课四百二十八万馀贯，庆历中收一千七百一十万馀贯；景德中收盐税课三百五十五万馀贯，庆历中收七百一十五万馀贯；但茶亦有增而不多尔。天下和买䌷绢，本以利民，初行于河北，但资本路军衣，遂通其法以及京东、淮南、江浙。景祐中诸路所买不及二百万疋，庆历中乃至三百万疋。自尔时及今及二十年，但闻比较督责，不闻有所宽减也。如此浚取，天下岂复有遗利？自古有国者，货利之入无若是之多，其费用亦无若是之广也。昔唐室自天宝之乱，肃、代之后，国力大窘，禁军乏饷，畿甸百姓至挼穗以供兵食，登都城门以望四方贡奉之至，可谓危蹙已。然患难既平，则兵有时而解，兵解则民力纾矣。今中外诸军坐而衣食，无有解期，天下困敝已如此，而上下恬然，不图云救。宝元、康定中，夏戎阻命，西师在野，既聚军马，即须入中粮草，在京支还交钞银钱物帛，一岁约支一千万贯以上，三司无以计置，即须内帑供给。庆历二年、三年，连年支拨内库银䌷绢，只此两次六百万疋两，三司以补不足，寻即支尽。西事已定，二纪于兹，中间亦不闻有所处置者。邦家不幸，大变仍臻，颁赉之馀，府库虚匮，宿藏旧积，盖无馀几，万一因之以饥馑，加之以寇戎，臣恐智者难以善于后矣。夫茍且者臣下及身之谋，远虑者陛下国家之计。兹事体大，在陛下所忧，无先于此。财计之任，虽三司之职，日生烦务，常程计度，簿书期会，则在有司。至于议有系于军国之体，事有关于安危之机，其根本在于中书、枢密院，非有司可得预也。今夫赋歛必降敕，支给必降宣，是祖宗规摹二府，共司邦计之出入也。今欲保大丰财，安民固本，当自中书、枢密院同心协力，修明真宗已前旧典，先由兵籍减省，以次举其为弊之大，若宗室之制、官人之法，诸生事造端非简便者，裁而正之。至于微末细故，于国计盈虚不足为损益，属之有司可矣。提其纲则众目张，澄其原则下流清。《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又曰：「变而通之以尽利」。《节》卦之辞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故伤财害民之事，当为制度以节之尔。若但遵常守故，龊龊细文，避猜嫌，顾形迹，恤浮议而废远图，忽人谋而徼天幸，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后虽噬脐，何嗟及矣！臣服在近列，荷恩三朝，窃见时事日以迫急，不胜忧愤，辄罄狂瞽，惟陛下留神省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