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阳城以处士被诏迁谏议大夫，久之，其谏争未见，众皆以虚名讥城，谓其忝也，而韩子遂作《谏臣论》非之。其意亦以城既处谏官，而使天下不闻其谏争之言，岂有道之士所为乎？逮城出守道州，以善政闻，而韩子为序送太学生何坚还城之州，又特贤城所治为有道之国，特比汉之黄霸为颍川时，感凤鸟集鸣之贺。余小时视此二说，怪韩子议论不定，而是非相反。夫是必是之，非必非之，何其前后混惑如此？古今所论，谓圣贤正以其能知人于未名之间，见事于未然之时也。昔王浚有大志，其未效之时，人皆笑之，唯羊叔子谓其必堪大事而善待之，而浚果立功于晋。唐征淮西之时，李光颜初碌碌于行伍，人未之识，独裴中立称其才于宪宗，不数日，奏光颜能大破贼兵。晋时，戴晞少有才惠，人皆许以有远致，唯嵇侍中谓其必不成器，其后晞果以无行被斥。故唐《晋书》称其知人，而嵇、羊、裴晋公三君子之美灼灼然照万世矣。韩子贤者，其识鉴人物固宜如此也。使贤城果贤，方其谏争未有所闻之时，韩子当推之，以质众人之相讥。岂前既不贤，其后因时之所美而随又贤之，若是，则韩子称其有道无道，是皆因人乃尔，岂韩子能自知之耶？余视《唐书》见阳子素君子人也，非其贤为太守，而不贤于谏官，乃韩子自不知阳耳。韩子谓亢宗居谏官之职，而欲守处士之志，乃引《易·蛊》之上九与《蹇》之六二爻辞以折其行事，此阳氏居官自有「王臣謇謇」之意，而韩子不见。按《唐书》，贞元之初，谏官纷纭竞言事，细碎者无不闻达，天子益厌苦之。然当此，亢宗自山林以有道诏为谏列，固宜相时而发，乌可如他谏臣断断遽骋口舌，以重人主厌恶？详亢宗在官，而人不见其谏争者，非不言也，盖用礼「五谏」之义，而其所发微直，自有次序，不可得而辄见。其五谏也者，曰讽，曰顺，曰窥，曰指，曰陷也。讽谏者，谓知祸患之萌而讽告之也。顺谏者，谓出词逊顺，不逆君心。窥谏者，谓视君颜色而谏。指谏者，谓质指其事而谏。陷谏者，谓言国之害，而忘生为君也。然其事未至亡国，大害于政，则未可以指陷也。指陷谓言直而气厉，激怒于人主，失身多而济事少也。魏文贞曰：「臣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忠臣纵杀身有直谏之名，而不益其事，更彰君之恶」。若是，则讽谏果优隐于直谏，直谏岂不为不得已而用之耶？故古之圣贤多尚讽谏。孔子曰：「吾从其讽谏乎」！《礼》曰：「为人臣之礼不显谏」。又曰：「事君欲谏而不欲陈」。此岂不然乎？阳子盖如此之谓也。及裴延龄辈用事，邪人为党，倾覆宰相，大害国政，亢宗不得已，遂与王仲舒伏閤下，一疏论其奸邪。天子果怒，欲加罪诛城。会顺宗适在东宫，解救仅免。然城谏争法经，紧缓乃随其事宜。始，城与其二弟日夕痛饮，客茍有造城，欲问其所以。城知其意，即坐客，强之以酒醉客，欲其不暇发语。此足见阳子居官，其意有在，虽寻常之士亦可以揣知阳子之意。韩子何其特昧，而遽作论，譊譊辄引《尚书·君陈》之词，而曰：「若《书》所谓，则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是又韩子不知经也。若《君陈》曰：「尔有嘉谟嘉猷，则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谟斯猷，惟我后之德也。呜呼！臣人咸若时，惟良显哉」！其所以「呜呼」也者，盖慨叹凡臣于人者咸皆顺行，此入告顺外之道，岂不为良臣，大能昭显其君之德也。孔安国传之亦然也。如此，则入则谏其君，出不使外人知者，何独在大臣宰相者乃得行之耶？阳子立朝为谏议大夫，其位岂甚下，其官岂甚小，入则谏，出则不使人知，岂不宜其所行，孰谓不可耶？夫谏争自古罕有得其所者。汉之善谏者袁盎、汲黯，而言事尚忤触人主；所不陷其身者，赖文、武贤主而纳谏。其后薛广德、朱云、刘辅辈激怒天子，又其甚矣。方阳氏之谏争，师经有法，在韩子固当推之以效后世可也，更沮之，谬论如此，不亦易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