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尧、舜之相传，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义，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是以君子不论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终之分明故也。及后世之乱，僭伪兴而盗窃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于一者，周平王之有吴、徐是也；有合天下于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谓秦为闰是也。由是正统之论兴焉。自汉而下，至于西晋，又推而下之，为宋、齐、梁、陈。自唐而上，至于后魏，又推而上之，则为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终之际不明，由是学者疑焉，而是非不公。非其不公，盖其是非之难也。自周之亡迄于显德，实千二百一十六年之间，或理或乱，或取或传，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概，是以论者于此而难也。大抵其可疑之际有四，其不同之说有三，此论者之所病也。何谓可疑之际？周、秦之际也，汉、魏之际也，东晋、后魏之际也，朱梁、后唐之际也。秦亲得周而一天下，其迹无异禹、汤，而论者黜之，其可疑一也。王莽得汉而天下一，莽不自终其身而汉复兴，论者曰伪，宜也。魏得汉而天下三分，论者曰正统，其可疑二也。以东晋承西晋则无终，以周、隋承元魏则无始，其可疑三也。梁之取唐，无异魏、晋，而梁为伪。刘备汉之后裔，以不能一天下而自别称蜀，不得正统，可也。后唐非李氏，未尝一天下，而正统得之，其可疑四也。何谓不同之说三？有昧者之论，有自私之论，有因人之论。正统之说肇于谁乎？始于《春秋》之作也。当东周之迁，王室微弱，吴、徐并僭，天下三王，而天子号令不能加于诸侯，其《诗》下同于列国，天下之人莫知正统。仲尼以为周平虽始衰之王，而正统在周也。乃作《春秋》，自平王以下，常以推尊周室明正统之所在。故书王以加正月而绳诸侯。王人虽微，必加于上，诸侯虽大，不与专封，以天加王，而别吴、楚。刺讥褒贬，一以周法。凡其用意，无不在于尊周。而后之学者不晓其旨，遂曰黜周而王鲁。或曰起鲁隐之不正，或曰起让国之贤君，况其说于私鲁，殊不知圣人之意，在于尊周，以周之正而统诸侯也。至秦之帝，既非至公大义，因悖弃先王之道，而自为五胜之说。汉兴，诸儒既不明《春秋》正统之旨，又习秦世不经之说，乃欲尊汉而黜秦，无所据依，遂为三统五运之论，诋秦为闰而黜之。夫汉所以有天下者，以至公大义而起也。而说者直曰以火德当天统而已。甚者，至引蛇龙之妖，以为左验。至于王莽、魏、晋，直用五行相胜而已。故曰昧者之论也。自西晋之灭，而南为东晋、宋、齐、梁、陈，北为后魏、后周、隋。私东晋者曰：隋得陈，然后天下一。则推其统曰：晋、宋、齐、梁、陈、隋。私后魏者曰：统必有所授，则正其统曰：唐授之隋，隋授之后周，后周授之后魏。至其甚相戾也，则为《南史》者，诋北曰虏。为《北史》者，诋南曰夷。故曰自私之论也。夫梁之取唐，无异魏、晋之取也，魏、晋得为正，则梁亦正矣。而独曰伪何哉？以有后唐故也。彼后唐者，初与梁为世仇。及唐之灭，欲借唐为名，托大义以窥天下，则不得不指梁为伪，而为唐讨贼也。而晋、汉承之，遂因而不改。故曰因人之论也。以不同之论于可疑之际，是以是非相攻，而罕得其当也。《易》曰：「天下之动，正夫一」。夫帝王之统，不容有二。而论者如此，然搢绅先生未尝有是正之者，岂其兴废之际，治乱之本难言欤？自《春秋》之后，述者多焉，其通古今、明统类者希矣。司马子长列序帝王而项羽亦为《本纪》，此岂可法邪？文中子作《元经》，欲断南北之疑也，绝宋于元徽五年，进魏于太和元年。是绝宋不得其终，进魏不得其始。夫以子长之博通，王氏之好学，而有不至之论，是果难言欤！若夫推天下之至公，据天下之大义，究其兴废，迹其本末，辨其可疑之际，则不同之论息，而正统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