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言天下之人识与不识，皆知师鲁文学、议论、材能。则文学之长，议论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条析其事，再述于后。述其文，则曰简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经惟《春秋》可当之，其他经非孔子自作文章，故虽有法而不简也。修于师鲁之文不薄矣，而世之无识者，不考文之轻重，但责言之多少，云师鲁文章不合祇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则又述其学曰通知古今。此语若必求其可当者，惟孔、孟也。既述其学，则又述其论议，云是是非非，务尽其道理，不茍止而妄随。亦非孟子不可当此语。既述其论议，则又述其材能，备言师鲁历贬，自兵兴便在陕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为而元昊臣，师鲁得罪。使天下之人尽知师鲁材能。此三者，皆君子之极美，然在师鲁犹为末事。其大节乃笃于仁义，穷达祸福，不愧古人。其事不可遍举，故举其要者一两事以取信。如上书论范公而自请同贬，临死而语不及私，则平生忠义可知也，其临穷达祸福不愧古人又可知也。既已具言其文、其学、其论议、其材能、其忠义，遂又言其为仇人挟情论告以贬死，又言其死后妻子困穷之状。欲使后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废死，至于妻子如此困穷，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责当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春秋》之义，痛之益至则其辞益深，「子般卒」是也。诗人之意，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君子偕老」是也。不必号天叫屈，然后为师鲁称冤也。故于其铭文，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铭不灭」，意谓举世无可告语，但深藏牢埋此铭，使其不朽，则后世必有知师鲁者。其语愈缓，其意愈切，诗人之义也。而世之无识者，乃云铭文不合不讲德，不辩师鲁以非罪。盖为前言其穷达祸福无愧古人，则必不犯法，况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区区曲辩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无害，故勉徇议者添之。若作古文自师鲁始，则前有穆修、郑条辈，及有大宋先达甚多，不敢断自师鲁始也。偶俪之文茍合于理，未必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谓近年古文自师鲁始，则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见，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韩文公墓志》、李翱《行状》不必同，亦互见之也。志云师鲁喜论兵。论兵儒者末事，言喜无害。喜非嬉戏之戏，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学，岂是薄颜回乎？后生小子，未经师友，茍恣所见，岂足听哉！修见韩退之与孟郊联句，便似孟郊诗；与樊宗师作志，便以樊文。慕其如此，故师鲁之志用意特深而语简，盖为师鲁文简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师鲁一见，展卷疾读，五行俱下，便晓人深处。因谓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尔，岂恤小子辈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