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材识庸暗，碌碌于众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枢府，其于报效，自宜如何？而自居职以来，已逾半岁，凡事关大体，必须众议之协同，其馀日逐进呈，皆是有司之常务。至于谋猷启沃，蔑尔无闻。上辜圣恩，下愧清议，人虽未责，臣岂自安？所以夙夜思惟，愿竭愚虑，苟有可采，冀裨万一。臣近见谏官唐介、台官范师道等，因言陈旭事得罪，或与小郡，或窜远方。陛下自临御已来，擢用诤臣，开广言路，虽言者时有中否，而圣慈每赐优容。一旦台谏联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惊疑。臣虽不知台谏所言是非，但见唐介、范师道皆久在言职，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后言事补益甚多。岂于此时，顿然改节，故为欺罔，上昧圣聪？在于人情，不宜有此。臣窃以谓自古人臣之进谏于其君者，有难有易，各因其时而已。若刚暴猜忌之君，不欲自闻其过，而乐闻臣下之过，人主好察多疑于上，大臣侧足畏罪于下。于此之时，谏人主者难，而言大臣者易。若宽仁恭俭之主，动遵礼法，自闻其失，则从谏如流，闻臣下之过，则务为优容以保全之。而为大臣者，外秉国权，内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见听，而怨仇已结于其身。故于此时，谏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难。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听言也，亦有难有易，在知其术而已。夫忠邪并进于前，而公论与私言交入于耳，此所以听之难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则听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违意，初闻若可恶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顺，希旨合意，初闻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于言事之官，各举其职，或当朝正色，显言于廷，或连章列署，共论其事。言一出，则万口争传，众目共视，虽欲为私，其势不可。故凡明言于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职，又不敢显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圣断，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盖其言涉倾邪，惧遭弹劾。故凡阴有奏陈而畏人知者，皆挟私之说也。自古人主能以此术知臣下之情，则听言易也。伏惟陛下仁圣宽慈，躬履勤俭，乐闻谏诤，容纳直言，其于大臣尤所优礼，常欲保全终始；思与臣下爱惜名节，尤慎重于进退。故臣谓方今言事者，规切人主则易，欲言大臣则难。臣自立朝，耳目所记，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吕夷简，贬知饶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彦博，贬春州别驾。至和初，吴中复、吕景初、马遵言宰相梁适，并罢职出外。其后赵抃、范师道言宰相刘沆，亦罢职出外。前年韩绛言富弼，贬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陈旭得罪。自范仲淹贬饶州后，至今凡二十年间，居台谏者多矣，未闻有规谏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谓方今谏人主则易，言大臣则难。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则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罢黜台谏五人，惟吕诲新近入台未久，其他四人出处本末，迹状甚明，可以历数也。唐介前因言文彦博，远窜广西烟瘴之地，赖陛下仁恕哀怜，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师道、赵抃并因言忤刘沆，罢台职，守外郡，连延数年，然后复。今三人者，又以言枢臣罢黜。然则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为惧，师道与抃不以中滞进用数年为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盖所谓进退一节，终始不变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韩绛荐举，始得台官。及绛为中丞，陶不敢内顾私恩，与之争议，绛终得罪。夫牵顾私恩，人之常情尔，断恩以义，非知义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谓徇公灭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处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为人也。就使言虽不中，亦其情必无他。议者或谓言事之臣好相朋党，动摇大臣，以作威势，臣窃以谓不然。至于去岁韩绛言富弼之时，介与师道不与绛为党，乃与诸台谏共论绛为非，然则非相朋党、非欲动摇大臣可明矣。臣固谓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况介等比者虽为谪官，幸蒙陛下宽恩，各得为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谏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为国家之利，而介等尽忠守节，未蒙怜察也。欲望圣慈特赐召还介等，置之朝廷，以劝守节敢言之士，则天下幸甚。今取进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