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作文字，其间有干著说善恶，可以为劝戒者，必当明白其词，善恶焕然，使为恶者稍知戒，为善者稍知劝，是亦文章之用也。岂当学圣人作《春秋》，隐奥微婉，使后人传之、注之，尚未能通，疏之又疏之，尚未能尽，以至为说、为解、为训释、为论议，经千馀年，而学者至今终不能贯彻晓了？弼谓如《春秋》者，惟圣人可为，降圣人而下皆不可为，为之亦不复取信于后矣。学者能约《春秋》大义，立法立例，善则褒之，恶则贬之，茍有不得已须当避者，稍微其词可也，不宜使后人千馀年而不知其意也。若善不能劝，恶不能戒，则是文字将何用哉？既书之，而恶者自不戒，善者自不劝，则人之罪也，于文何过哉？弼常病今之人作文字，无所发明，但依违模眣而已。人之为善固不易，有遭谗毁者，有被窜斥者，有穷困寒饿者，甚则诛死族灭。而执笔者但求自便，不与之表显，诚罪人也。人之为恶者，必用癚谋巧诈，货赂朋党，多方以逃刑戮，癋不止刑戮是逃，以至子子孙孙享其馀荫而不绝，可谓大幸矣。执笔者又惮之，不敢书其恶，则恶者愈恶，而善人常沮塞不振矣。君子为小人所胜所抑者，不过禄位耳。惟有三四寸竹管子，向口角头褒善贬恶，使善人贵，恶人贱，善人生，恶人死，须是由我始得，不可更有所畏怯而噤默，受不快活也。向作希文《墓志》，盖用此法，但恨有其意而无其词，亦自谓希文之善稍彰，癚人之恶稍暴矣。今永叔亦云：「胸臆有欲道者，诚当无所避，皎然写之，痒忠义之愤，不亦快哉」！则似以弼之说为是也。然弼之说，盖公是公非，非于恶人有所加诸也。如希文墓志中，所诋癚人皆指事据实，尽是天下人闻知者，即非创意为之，彼家数子皆有权位，必大起谤议，断不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