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曰：国之废立太子，可容易哉！其立之也非嫡不可，非长不可，非贤不可。开元初，明皇立瑛为太子，非嫡也，非长也，但以母善歌舞，宠之，遂立其子，立之固容易耳。然立之二十馀年，名分久定，虽不闻大善，亦不闻有大过，可容易废之乎？不惟废之，复杀之矣。此虽武妃妖惑、林甫贼计所致，迹其本末，亦由张说之过也。明皇诸子皆非中宫所生，则慎择贤者立之可矣，何必即位之初，急立太子？盖方宠瑛母，用说其意耳。立之岁久，中外不闻其过，人心有奉矣。开元十七年，忠王领河北元帅，与百官相见，张说退而言曰：「尝观太宗写真图，忠王奇表，实类圣祖，社稷之福也」。太子在上，而说称忠王奇表，比之圣祖，事果便乎？盖昭成方娠，说侍读东宫，知其异事，谓王当天命，故因事言之，使众知耳，亦或有结王之意。说事明皇不惟东宫之旧，复赞先天监国之事，情义至密，非他相可比，故任用以来，言必从，计必行。观忠王之事，岂无密谋潜议也？若果以瑛之才不能任唐事，忠王贤足以代之，何不定计退瑛于藩而立忠王，使父子之际无大过，何得密称忠王之善，而无所定计？计虽不定，明皇意已移矣。天子于太子有移意，则嬖宠奸贼之言入之易尔。以此论之，岂非张说之过也？不然，二十五年张九龄以直被黜，朝廷之士知明皇方恶直言，林甫方肆凶计，谁复开口敢谋国事？明皇于林甫之言，无不听纳，惟立寿王瑁事不听，而卒立忠王也。然瑛之才远不逮忠王，无以辩之；但以国有太子，而说称忠王之美，又不赞定立子之计，使处置得所，终致明皇杀子之恶，说无所逃其罪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