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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甲伊尹 北宋 · 柳开
 出处:全宋文卷一二五、《河东先生集》卷三、《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一
汲冢书《纪年》称:「伊尹太甲于桐,乃自立。
暨即位,于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
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杜氏注《春秋左氏》经传既终,始获是书,因纪于后,意有惑其事,乃曰:「《左氏传》:伊尹太甲而相之,卒无怨色。
然则太甲虽见放,还杀伊尹,而犹以其子为相也。
此为大与《尚书·叙》说太甲事乖异,不知老叟伏生或致昏忘,将此古书亦当杂记,未足以取审也」。
余以为元凯之不章明于此也,非耳。
伊尹相汤,功其大矣。
太甲嗣位,《书》称「不惠于阿衡」,尹作书以训之。
甲再不听命,乃营桐宫以太甲,能迁厥德,改厥行,既三年,奉以复其位。
《书》有《太甲》三篇载其事。
其上篇曰:「王徂桐宫居忧,克终允德」。
孔氏《传》谓「往入桐宫居忧位」,「能思念其祖,终其信德」也。
其中篇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
谓其甲既终其信德乃复之也。
遂作书美之曰:「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终允德」。
是其甲能易成其善也。
甲遂听其言,而谢己过,曰「拜手稽首」云。
乃复训以后书。
盖以甲之知其先王之法度,可与居于位也。
既正其甲于不道,已老,将告归,复作《咸有一德》之篇,以戒于甲,书曰:「伊尹既复政厥辟,将告归,乃陈戒于德」。
又有《沃丁》篇序云:「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单遂训伊尹事,作《沃丁」》。
今虽其辞已亡,独孔氏《传》曰:「沃丁,太甲子。
伊尹既致仕,老,终以三公礼葬」,「训畅其所行功德之事」,乃「作此篇以戒也」。
是其甲与尹之始终事情毕见于此,竟无言诛尹之说。
又有伊陟太戊,作《咸乂》之篇,是其子复佐于后王也,亦不云甲复立其子也。
又有高宗《说命》之篇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
下云:「格于皇天,尔尚明保予,罔俾阿衡专美有商」。
是其后王极诵其先臣之休烈,以冀说企及也。
又《周书·君奭》篇云:「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
太戊,时则有若伊陟」。
是其君臣悉见其父子间保全令德也。
元凯以《纪年》之辞,遽惑于此。
伊尹为臣,能放其君,是其政在也,能制于甲矣,岂甲反能以不道害之乎?
且尹之相汤伐桀,以成其功,民咸知而辅矣;
复以其自立为君,而又七年以永其位,若是,何有甲之所能哉?
既云乃自立,是因事而夺君位也,为逆甚矣。
太甲能潜出以诛之,岂肯反用其子乎?
必以反用其子,其子果肯以平心而事其甲乎?
尽道而佐其甲乎?
足以明其《纪年》之文,夫子没后诸国杂乱之编记者也,不足取耳。
元凯不自悟,反疑伏生以老耋恐致昏忘,一何甚哉!
且安国叙《书》云:「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馀篇。
后至鲁共王孔子宅,于壁间得古文科斗之《书》,遂以所闻伏生之口传者,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又得二十五篇」。
是其伏生当时所诵之书,于壁间科斗古文證定其真伪也,亦无误耳。
其所误者,《舜典》合于《尧典》,《益稷》合于《皋陶谟》,《盘庚》三篇合为一,《康王之诰》合于《顾命》,序悉言之备矣。
伊尹实诛,即前数篇之书,凭何而作出?
既无所作而出,伏生有误,即古文科斗寻亦證矣。
何其汉代诸儒暨安国亦若是耳,独《舜典》已下能辩之哉?
伏生之有昏忘,而安国之徒何在焉?
是以伏生所记之《书》,胡得其误也?
元凯之知且识也,何可更言或致昏忘哉?
此事尤甚昭然也。
若曰将此《纪年》之书疑其杂乱,未足以取审,则察以前事,止可独曰此书若是,有所杂乱者;
不可兼曰老叟之昏忘也,果是真伪不分矣。
或曰:「《纪年》之书,皆科斗文字,非秦汉之所书也,斯非子谓六经皆孔子之撰述者于家,有殊古史,孔子异其伊尹、太甲事,以成其书,训于世耳。
汲冢之书勿是其世之本耶?
壁间之书勿是其家之书也」?
予曰:「然。
若吾所谓夫子之所作,固然矣。
且夫子之大圣,公是而公非,观虞夏以来之事,各用其微而彰其巨,必以质其本矣。
岂独于商也有所私而易其元乎」?
或曰:「子谓诛尹之说既为非矣,且太甲居桐三年,天下其谁是君?
《纪年》谓乃自立者,此勿有所赖欤」?
予曰:「古者君丧嗣立,谅闇者三年,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
时惟太甲元年以被放,三年而复之,伊尹实居冢宰之位,总百官以治,非以自立也。
《书》所谓『既复厥辟』者,足以明之矣」。
或曰:「马迁氏《纪》云:汤崩,子太丁未立,卒,乃立之弟丙为君。
丙即位三年,崩,立丙之弟仲壬为君。
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于是立太丁之子太甲,是为元年,尹作《伊训》之类之书也。
如是,自汤至甲,内有两帝,复经七年,何其《伊训》序云『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肆命》、《徂后》』也?
又其《纪》之下辞云:『太甲既立三年,不明,伊尹放之桐』。
其《太甲》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
《传》谓『汤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阕』也。
其《纪年》称仲壬即位,卿士伊尹崩,而立太甲,大与马迁之《纪》颇同,而独孔氏之书年祀帝王有此差异,孰为非乎」?
予曰:「迁之书与《纪年》之书若等类也,皆非圣人之作矣,有所自,不明白其事耳」。
或曰:「然何其马迁之书,其下之辞纪太甲之反政,与伊尹之卒之类,无所异其《商书》也」?
予曰:「迁之著此书,当其时,盖欲自广耳。
执而一纪其经之事,又惧其皆孔子之言,于己无所大也,须以参杂外之书,用混其本矣。
斯亦不足致心于二三,盖诸国之杂乱者也」。
呜呼!
君子常谓慎其所为也,盖惧其若此之惑于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