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据前项奏请并录到仪制条贯，勘会前来閤门不曾声说上件康定二年五月十四日中书劄子，遂只据录到内侍省一司升比班次敕文定夺，只合于本司施行。今再详前项升比班次元降指挥，合与閤门仪制一处施行。皇祐中，编修一司条敕之时，只编入内侍省敕内，于閤门敕内漏收，遂致两处指挥不同。其上件内侍省一司敕都知等升比班次条，亦合下閤门施行。閤门一司敕内声说都知押班在昭宣使以上立班、系书条贯二件并嘉祐五年十一月九日中书劄子，更不行用。

辖下库务，各有库眼、库经，收贮抄上在库官物。自来库务为见上件库经开说，作过不得，遇有给纳，不于日下抄转，意欲常令在库官物，不知见在实数，致官司缓急，无由点检。监官因循，其弊最甚，盖自来未有指定库经条约。检会条制，应收支官物，画时抄上，省印收支文历。如违，其干系官吏并从违制，分公私故失定断外，虽该赦书、德音，疏决及去官，不原。乞今后诸司监务所管库经，如本库有支收，不画时抄上者，并用此条。内有一般官物在数库内收贮，置都库经拘辖去处，亦乞准此。

臣等伏以天下大礼，莫重于宗庙。崇孝事神，以照临四海，是以圣王慎之，必务极其至当。伏惟僖祖神主祧藏夹室，于礼不顺，有司失之矣，宜其辅臣建立，明诏访逮，垂为万世法。然议者因其藏主有失，遂欲推为始祖，臣等敢以此为议。昔者商、周之兴、本于契、稷，考诸前载，其指有二，曰：因其始封，蒙其功德也。契有大功，始受封国，十有馀世，世祀不失，至汤而有天下，修其封国，举天下之大而谓之商者，由契以致之也。稷有大功，始受封国，十有馀世，世祀不失，至武王而有天下，修其世祀，因其封国，举天下之大而谓之周者，由稷以致之也。然则契、稷为商、周之祖，其传已久，其礼素定，后世固无得而易之矣，奉之为太祖，以主庙祀，有以尽一时之宜也。《诗》之《长发》，言商家兴废之久，历虞夏之世，其来长远。《昊天有成命》言后稷已有王命，《生民》、《思文》皆歌后稷之功。传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不可谓为祖，不因功德也。后世受命之君，功业特起，不因先代，则亲庙迭毁，身自为祖。郑康成云：「夏太祖无功而不立，自禹与二昭二穆耳」。唐张荐云「夏后以禹始封，遂为不迁之祖」是也。若始封世近，上有亲庙，则拟祖上迁，而太祖不毁。魏祖武帝，则处士迭毁；晋祖宣帝，则征西迭毁；唐祖景帝，则弘农迭毁：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法契、稷之明例也。既已法契、稷矣，则上之亲庙不得不毁，势当然也。借使魏、晋欲不祖武、宣，而越取处士、征西，不惟上推世数，未知更当及于何人，且其如始封何！唐有天下，因以为法，韩愈有言：「事异商、周，礼从而变」。臣等取之矣。要之始封世近，则亲庙不可不立；若特以亲庙及远，便为始祖，舍始封而抑之，则古未尝闻之也。晋琅邪王德文曰：「七庙之义，自由德厚流光，飨祀及远，非是为太祖申尊祖之祀」。其说是也。《礼》，天子七庙，而太祖之远近不可以必，故但云「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未尝言亲庙之首必为始祖也。国家治平四年，以僖祖亲尽而祧之，奉景祐诏书，以太祖皇帝为帝者之祖，是合于礼矣。而议者曰：商、周之祖，自以别子之故，非以有功与封国为轻重。是不然也。别子之法，自谓公子不继世，故子孙为大夫士者祖之，百世不迁，非天子、诸侯之礼也。使汤武但为诸侯，则尚不祖此别子，况天下之君，而可用大夫士之法乎？若夫禹不先鲧，则所谓子虽齐圣，不先父食，自以正文公之「逆祀非尊祖」之论也。唐仲子陵所谓「安知非夏后庙数未足之时，而言禹不先鲧邪」？伏惟宋之为宋，由太祖皇帝应天受命，首创洪业，建大号于天下，异乎商、周之为商、周可知也。僖祖虽为圣裔之先，而有庙直由太祖。亲尽则迁，古之正义。今欲以有庙之始为说，援而进之，以为始祖，臣等固疑其与契、稷异矣。使契、稷本无功德，初不受封，引以为据，庶其或可；若其不然，臣等不得判然无疑也。设欲必据此论，臣等又有可言者焉。盖三昭、三穆，是不刊之典，一定之论也。国初张昭、任彻之徒，不能远推隆极之制，因缘近比，请建四庙，遂使天子之礼下同诸侯。若使庙数备六，则更当上推两世，而僖祖次在第三，亦未可谓之始祖也。若谓世次不可推，则斯言也，诏旨所不著，史臣所不录，历百馀年，莫知当时之实，不敢以私意逆推而言也。谨按建隆四年亲郊崇配，不及僖祖。开国以来，大祭虚其东向，斯乃祖宗已行之意也。自祖宗以来，不以太祖之位易之，今而易之，恐失祖宗之意矣。巍巍太祖，如神如天，垂祚万世，无以云报。奉之以为帝者始祖，于礼无不宜者。或谓《仪礼》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今谓始封为太祖，乃诸侯制也。臣等以为远祖受封，子孙世袭，亲虽尽而庙不毁，是诸侯及其太祖也。若始封之君既已为其国之祖矣，后世子孙自诸侯而为天子，则始祖不易，理势自然，是谓天子及其始祖。若必求太微之精、神灵之感，谓为始祖所自出，将见迁就其说，奇谲无已，弥失圣人之意矣。唐神龙初，议云既立七庙，须崇始祖，而张齐贤云：「始祖即太祖，太祖之外更无始祖」。此前儒讲之熟矣。大抵契、稷不以功德，为祖无必然之论；特起之君自为一代之祖，无不可之理。若乃藏主未顺，宜必改定。盖夹室者，子孙庙之偏室，非庙之正也，议者谓神道尚右，失其旨矣。然则僖祖之主，必有所归。按《周礼》「守祧」，掌守先公、先王之庙祧，其庙则有司修除之，其祧则守祧黝垩之。所谓庙者，后稷、文、武诸庙也；祧者，所藏先公、先王之迁主也。先公迁主，藏于后稷之庙。僖祖，犹周之先公也，宜有藏主之祧，虽无始封，远祖上为之主，而先王之祧不可以阙。臣等参详，乞略仿此制，筑别庙以藏之，大祭之岁祀于其室，太庙则一依旧制虚东向之位，郊配之礼仍旧无改，事之宜而情之顺也。魏、晋及唐，尝议远庙之主矣。魏钟繇、高堂隆、卫臻，皆当世名儒，并云处士当迁，故景初之制，谓三祖不毁，其馀四庙，亲尽则迁，一如后稷、文、武庙祧之礼。晋永和中，尚书议云：「周人之王，太祖、世祖世远，故迁有所归。今晋庙宣帝为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从孙也；祫祭在上，是代太祖也」。范宣谓可别筑一室，以居四主，四祖迭迁，则宣祖位正矣。自虞喜、刘诩、韦泓、王松子、蔡谟之徒，并同其议。唐陈京议请据魏、晋旧制，构筑别庙，以藏献懿，柳冕、王绍等七十馀人亦同其说，虽卒藏于兴圣庙，然本无异于别室也。惟颜真卿引蔡谟「权居东向」之一句，而不本其改筑之议，获议于时。此前世之论，皆有考据，本于经意，不敢谓后世之史，而一切黜之也。《记》曰：「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又曰：「亡于礼者之礼」。况有前人商榷，尽理之论乎？或曰：别庙而祭，非所谓合食也。臣等应之曰：夹室非便，当为别庙，则既其正大节矣。合食、分食，要皆孝飨之道，但以于属既尊，不可寘昭穆之列，依准前代祭之别庙，得礼之变，复何嫌哉！若云不可分食，当合于太庙，则不唯永虚东向，且使下从子孙，孰为得失？是则僖祖别藏，列圣不动，神灵安妥，情文皆得，其于义也合矣。恭惟陛下仁孝天成，尊事宗庙，古之盛王所不逮也。臣等学术浅陋，讨论非长，徒能述遵朝廷正大之意，别白议者未通之论，冀以称上圣因情制礼之道焉。惟陛下幸留神详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