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以火德方中，适契兴朝之运；天休申锡，将临诞圣之期。预申启请，式陈洪供。冀广裒于梵福，用仰祝于帝龄。皇帝陛下伏愿宝命惟新，庆源有衍，如山如阜。永观基业之隆；宜君宜王，益茂本支之大。

元嘉二十四年，衡阳文王义季卒。自彭城王义康之贬，义季纵酒，至成疾而终。

万里曰：文帝即位之初，以傅亮、谢晦废其兄营阳王而弑之，弑之而立文帝。文帝至于问营阳所以死之状，当此之时，厚兄弟而薄天下，何其盛也。至于义康初任之以国柄，卒置之于死地，至使义季亦托酒以死，又何衰也。大抵情之矫者必复，爱之过者必反。兄弟之亲，厚之以恩可也，厚之以权不可也。文帝以权而厚义康，厚之者，杀之也。文帝之矫于此复矣。

元嘉二十七年，魏主遗帝书曰：「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之，疾其勇切，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杀之，乌得与我校耶？彼公时旧臣，虽老犹有智策，如今已杀尽，岂非天资我耶」？

万里曰：太武之书，非礼书也，嫚书也。文帝即位以来，杀傅亮，杀徐羡之，杀谢晦，杀檀道济，杀裴方明。道济之死，举帻而投诸地，目光如炬，曰：「乃坏汝万里长城」！魏人闻之，曰：「道济死，吴子辈不足复惮」。文帝之举措如此，魏人之嫚书所由至也。大抵人主在已不可以有失德，在民不可以有虐政，不可以杀无辜，不可以害忠良。傥或兼是数者而有之，外则为敌国问罪之资，内则为奸雄倡乱之资。古之人主有为之者，商纣、隋炀帝是也。纣之恶自以为有命在天也，然其罪武王得以作书而数之曰：「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为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斮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亦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所谓外则为敌国问罪之资者也。隋炀帝性疾人谏，曰：「有谏者必不置之地上」。然其罪李密得以移书而数之，曰：「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此所谓内则为奸雄倡乱之资者也。文帝，南朝之贤主也，任己无失德；在民无虐政。元嘉之政，比隆文、景。然杀无辜，害忠良之罪，犹足以招魏主嫚书之辱。使其在己有失德，在民有虐政，则魏主之书辞其止于此乎？此可为文帝贺，亦可为文帝惜。有天下者，可不惧哉！

太子竦然曰：「极是，极是」。

崔浩撰《魏国记》，书魏之先世事，皆详实，刊石列于衢路。北人见者谮之，以为暴扬国恶，帝命诛浩及清河崔氏。与浩同宗者无远近及浩姻家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并夷其族。

万里曰：治古无族法。罚弗及嗣，舜之法也。恶恶止其身，仲尼《春秋》之法也。罪人以族，自纣始，至武王而除之。夷三族，自秦始，至汉高帝而除之。元魏之法，非中国之法也，夷狄之法也。崔浩以直笔而获罪，高允争之，以为罪不至死，太武诛之，亦已甚矣。且夫一人抵罪，妻子未必与知也，族人何与知焉？族人不与知也，亲戚何与知焉？既诛浩，复尽诛崔氏，又甚矣。复诛卢氏、郭氏、柳氏，愈甚矣。大抵法之太峻，非人主之福也。法太峻则其下皆有不自安之心，下有不自安之心，人主欲求自安，不可得也。故纣及身而灭，秦二世而亡，太武及身而弑。万里闻之苏轼曰：「生民以来，未有祖宗之仁厚」。盖历代之虐刑，至太祖而尽除；本朝之仁恩，至仁宗而愈深。其待臣下，大抵恩胜威，礼胜法，有佚罚而无滥刑。祖宗相传以为家法，未尝有大诛杀也，而况于族乎？故后之人主虽有不测之威怒，亦顾家法而不敢违。故误国如蔡京，诛止其身，而不及其子，绦不过流岭表而已。蔡氏子孙至今犹富也。国祚久长，实基于此，此自古所不及也。

太子曰：「祖宗相传只是一个仁字」。

上欲伐魏，王玄谟劝之。

万里曰：两国并立，能相持而不能相亡，必皆有得天时者。当此之时，非有天下之大机，彼国之大衅，其法不可以为兵先，不可以为动始。违之者败，宋文帝、魏太武之时是也。宋无衅，魏伐之，故败在魏。魏无衅，宋伐之，故败在宋。且是役也，刘康祖以为不可，沈庆之以为不可，太子劭、萧思话以为不可，而玄谟首倡兵端。帝谓观玄谟所陈，令人有封狼居胥意，不知夫玄谟者轻而喜功，贪而虐下，是何足付哉！一败之馀，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焉。昔臧宫、马武请伐匈奴，而光武答之曰：「举天下之力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民」。文帝其亦知此也乎？

王玄谟围滑台，魏主引兵救之。渡河，众号百万，鞞鼓之声震动天地。玄谟惧，退走，魏人追之，死者万馀人，麾下散亡略尽。

万里曰：古之战者，必有其具。所谓具者，非兵甲之谓也。尧舜之具以道德，如不战而屈人兵是也。汤武之具以仁义，如以至仁伐至不仁是也。秦汉之具以赏罚，如白起赐死、王恢弃市是也。王玄谟首劝北伐，身为大将，一旦遇敌，未战而先奔，是在军法，顾文帝不察耳。诛玄谟以谢天下，是军法也。宿将有大功如檀道济，帝则杀之。征仇池有战功如裴方明，帝则杀之。至玄谟则置而不问焉，帝之赏罚为有法乎？尧舜之道德，汤武之仁义，非帝所及也。秦汉之赏罚，帝亦无之。以此而战，杜牧所谓浪战者欤？如是而欲取人之国，不为人取，国之幸矣。

魏太子晃监国，颇信任左右，而中常侍宗爱多不法，太子恶之。仇尼道盛、任平城有宠于太子，皆与爱不协，爱告其罪。魏主怒，斩道盛等，太子以忧卒。帝徐知太子无罪，甚悔之，追悼不已。宗爱惧诛，弑帝，杀秦王翰，立南安王余。宗爱专恣，余患之，谋夺其权。爱怒，弑余。源贺、陆丽立皇孙浚，杀宗爱。

万里曰：自古亡国弑君，未有不自亲信小人。故仇尼道盛、任平城之宠盛，而太子晃以忧死；宗爱之言行，而魏太武以弑殂。盖太子晃之祸起于亲信己之小人，而疾视君侧之小人；魏太武之祸生于听小人之言，而又悔听小人之言也。夫小人者天下常有之，但不可亲信之耳。小人者，士大夫中亦有之，但宦官近习中有小人为多耳。所谓小人，初无定人，亦无定貌。以柔佞为正，是为小人。以谗谮为忠，是为小人。遇宠则争，遇利则夺，是为小人。小人之亡国败家，其情状虽千变万化，而大略不出于此。魏太武南侵宋，灭夏，灭南、北燕，灭柔然，威震天下，而身死于宦官宗爱之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能庇其三子与其一身。既亲宗爱，又信其言，既信之又悔之，既悔之又不能断而诛之，使小人反侧不自安而至于此也。始亲其人者，过也。听其言以丧其子，又过也。悔听其言，而不果于诛其人以及其身，又过也。自古小人之祸非一也。宋元公信伊戾之言而诛太子痤，汉武帝信江充之言而杀戾太子，岂特太子晃而已？以唐明皇之贤明而弑于宦官李辅国，以宪宗之英武而弑于宦者陈洪志，岂特魏太武而已？莫亲于父子而小人得以间之，莫尊于君父而小人得以弑之，近习小人之祸可不惧哉！然则人主欲免小人之祸，何由而可？一曰正心，二曰讲学，三曰近君子，庶几可以免乎？

初，潘淑妃生始兴王浚。元皇后性妒，以淑妃有宠于上，恚恨而殂。淑妃专总内政，由是太子劭深恶淑妃及浚。浚惧为将来之祸，乃曲意事劭，劭更与之善。劭、浚并多过失，数为上所诘责，使吴兴巫严道育为巫蛊，琢玉为上形像埋之。陈庆国以其事白上，上大惊，命有司穷治其事。道育变服为尼，匿于东宫。上怒甚，欲废劭，以告潘淑妃。淑妃告浚，浚驰报劭。劭与腹心队主陈叔儿、齐帅张超之等谋为逆。元嘉三十年二月甲子，劭与张超之等数十人驰入云龙门。及斋閤，拔刃径上合殿。帝见超之入，举几捍之，五指皆落，遂弑帝。

万里曰：元凶劭之恶，灭天理，斁人伦，其恶极矣，万世臣子所不忍言也。然其祸乱之原生于陈叔儿、张超之等小人在侧，而发于巫祝严道育之妖妄。昔者周成王之为太子也，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武王不使一小人在成王之侧也。古者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者杀，先王不使巫祝得出入于宫禁之中也。今文帝既不能择忠正之士以素教其子，又不戒群小之薰染，使得养成其不义之习，不禁巫祝之妖妄，使得蛊惑于宫禁之中，其原甚微，其祸甚酷。故《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

三月乙未，武陵王骏举兵讨劭。四月戊辰，军于新亭，大将军义恭上表劝进，以散骑侍郎徐爰兼太常丞撰即位仪注。己巳，王即皇帝位。

万里曰：《春秋》之法重五始，其一谓始即位者，人君之始也，故人君之道莫大于谨始。盖人君即位之初，天下臣民皆倾耳注目以想见吾君之圣德，以企望吾君之圣治。始乎修德，犹或终之以失德；始乎纳谏，犹或终之以拒谏；始乎遵祖宗之法，犹或终之以变祖宗之法。故晋武帝即位之初焚雉头裘，唐明皇即位之初焚珠玉锦绣，非不始之以勤俭也。而二君末年皆以荒淫召乱天下，几至亡国，而况始之以荒淫乎？宋孝武以藩王起兵诛元凶，报君父之雠，亦可称矣。然即位才几日，而淫其叔父义宣之诸女。义宣之诸女，帝之从姊妹也。齐诗谓之鸟兽之行，所谓始乎修德者安在哉！周郎上疏告之以备边境，告之以行丧礼，告之以俭宫壸，告之以辨毁誉，亦未为犯颜逆耳之甚也，然即位以忤旨而黜之，又未几而杀之，所谓始乎纳谏者安在哉！文帝元嘉之治比隆文、景，本于郡县守令择人久任故也。帝首变文帝之制，以六周为三周，以久任为数易，所谓始乎遵祖宗之法者安在哉！其初既无修身齐家之德，其后卒为荒淫暴虐无道之主。臧质侮之而叛，义宣恨之而叛，外则结怨于民，内则短折其寿。其身幸以令终，而其子竟遭废弑，一己失德，两世受祸，盖孝武不谨其始之患也。人君即位之初，可不戒哉，可不惧哉！虽然，人君之谨始不在于即位之后，而在于未即位之先。使文帝能得天下之贤人君子以辅导其子，养成其德，平居为贤王，然后一旦为明主。使孝武即位之始已失德于天下，是文帝亦有过耳。

魏主立子弘为皇太子，先赐其母李贵人死。

万里曰：伤哉，李贵人也。生子而为太子，幸也，何伤之有焉？虽然，立其子，杀其母，何幸之有焉？立其子，杀其母，逆天理，悖人伦，莫甚于此。二帝三王未是有也，自汉武帝始也。杀钩弋而立昭帝，其意以为钩弋不死必祸昭帝如吕氏也，不知钩弋死而昭帝夭。后魏，夷狄也。武帝故事，后魏未必知也，特其残忍无亲，猜防太过，以为君亡而母存，则皆为嗣君子祸也。于是立其子而杀其母者，数世也。有所必杀，必有所不及杀，非卢之遗也，天之数也。至于胡后不及杀，卒以此乱天下而亡魏，谓无天也，可乎哉！

周郎言事切直，上杀之。

万里曰：古者兴王赏谏臣，逸王罚之。汉高帝问周昌曰「朕何如主」，昌曰「陛下桀纣之主」，而高帝不以为忤。晋武帝问刘毅曰「朕可方汉何主」，毅曰「陛下桓、灵之主」，而武帝不以为罪。唐高祖即位之初，孙伏伽谏数事，皆人所难言者，高祖赏之。此三君所以兴。桀杀龙逢而亡，纣杀比干而亡，隋炀帝杀赵才等四谏臣而亡，明皇杀周子谅而几亡，此杀谏臣之祸也。先儒曰：亡国之君其罪多矣，而罪莫大于杀谏臣。宋孝武以直言而杀周郎，其罪大矣。内有文帝结民之德，外无敌国问罪之辞，其不亡者幸耳。虽然，古之君子必观时之昏明以为己之语默，古之明君必观臣之语默以占己之得失。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此君子语默之节也。观其臣危言而不讳，足见在我有从谏之圣；观其臣言逊以避祸，足见在己有拒谏之非。此人君得失之占也。周郎事昏淫之君，立无道之国，而危言以杀身。孝武怒正直之言，杀忠谏之士，至于陷其身为万世无道之主，皆不足与语古者君臣相与之道。

每上燕集，在坐者皆令沉醉，嘲谑无度。

万里曰：君臣之情虽不可以不通，然君臣之分尤不可以不严。不通则隔，不严则亵。秦之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兵，至于燕使荆轲刺始皇，绕柱而走，殿下之卫卒拱立而不敢救。赵高说二世，谓人主当深居，臣下不可得而见其面，至于望夷宫之弑逆，二世乞为黔首而不得。此君臣之情不通之祸也。宋闵公靳宋万，为宋万所弑；陈灵公戏夏徵舒，为徵舒所弑。此君臣之分不严之祸也。君臣燕集，古人有之。如《诗》之燕群臣，燕嘉宾，燕朋友故旧，岂可废哉！不如是无以通君臣之情也。孝武与群臣燕集，未为过也。至于使之沉醉嘲谑，则过矣。君而嘲谑其臣，则君不君；臣而嘲谑其君，则臣不臣。天下之纲有三，天下之常有五，而莫重于君臣。至于君臣嘲谑，三纲五常于是尽废矣，此刘宋之所以不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