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与凌云先生论立功立言，先生称有道者必能立功，而立功者不必皆有道。余独论立言，以为士必不得已于言，则文不可以不工。盖意有馀而文不足，则如吃人之辩讼，心未始不虚，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者，无助于辞而已矣。噫，古今之人苟有所见，则必加思，加思必有得；有得矣，而不欲著之言以示世，殆非人情。然而伟谈剧论，不闻人人各有者，此非文不足故欤？先生不以余说为非。余读李文饶所著书，见其汲汲于论撰，患无以传诸世也。而文乃浅近卑粗，不能挥斥其意，不知当时何以自谓为可，其亦虽吃而不能无讼者欤！可怜哉，若人也！文饶未在相府时，事业已有可称，羁排蛮夷而捘遏僧巫，皆已非常。及其遭会昭肃，奋然有刷涤寰瀛之志，于是倾胸写心，以就经纶，会昌之政危全于雅矣。虽天不相其终，然文饶之功既自不细。而不能自免于朋党之非，及一不幸，身被窜抑，则焦焦无以自安，穷愁著书，至于非望诬僧孺焉。甚矣，文饶之不足于道也。夫惟全才足德之士，言而人不得加损，动而世不知违从。意文饶之所以为文饶者，有未肩于此欤！

予过京口，登北固山甘露寺，访求旧迹，及观曾畋所编《丹阳类集》，载熙宁中寺僧应夫因治故殿基，获舍利并李文饶手记云：「宝历间创甘露刹，以资穆皇之冥福」。文饶有《祭言禅师》文云：「因甘露之降瑞，立仁祠于高标」。与此记合。予尝怪文饶不乐释氏，毁其室庐貌像，沙汰其徒，若真疾恶之者，至其谕张仲武之辞，则又疑其太甚；而观其奉道士法甚至，则文饶岂真知恶异教者哉？今考甘露刻，所谓建刹以资冥福，此在释氏说为最陋者，文饶方且惑之，以此崇奉其君，则文饶之欲绝弃释氏又岂其本心也哉？以予观之，文饶虽有才气，然富贵中人耳。武宗素重道士，故其势必排释氏；文饶极力为此，不过逢迎其君之意云耳。不然，与建刹藏舍利之事何大不类耶？孰知数百载之后，断刻出于土中，其不可掩，有如此者！或曰：「文饶谓建刹可以资福，而宁不畏毁刹之招祸乎」？殊不知富贵移人之意，岂独此哉！嗟乎，异端之为害烈矣，文饶乃以此心蕲胜之，不亦难乎？宜其复之之速且益炽也，予重为之叹息云。

李文饶《穷愁志篇》，未尝不在奇章也。至《周秦行纪论》，予读而悲之。呜呼，憎怨之攻人也深矣！虽然，文饶不欲南斥，可得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