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等伏以天下大礼，莫重于宗庙。崇孝事神，以照临四海，是以圣王慎之，必务极其至当。伏惟僖祖神主祧藏夹室，于礼不顺，有司失之矣，宜其辅臣建立，明诏访逮，垂为万世法。然议者因其藏主有失，遂欲推为始祖，臣等敢以此为议。昔者商、周之兴、本于契、稷，考诸前载，其指有二，曰：因其始封，蒙其功德也。契有大功，始受封国，十有馀世，世祀不失，至汤而有天下，修其封国，举天下之大而谓之商者，由契以致之也。稷有大功，始受封国，十有馀世，世祀不失，至武王而有天下，修其世祀，因其封国，举天下之大而谓之周者，由稷以致之也。然则契、稷为商、周之祖，其传已久，其礼素定，后世固无得而易之矣，奉之为太祖，以主庙祀，有以尽一时之宜也。《诗》之《长发》，言商家兴废之久，历虞夏之世，其来长远。《昊天有成命》言后稷已有王命，《生民》、《思文》皆歌后稷之功。传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不可谓为祖，不因功德也。后世受命之君，功业特起，不因先代，则亲庙迭毁，身自为祖。郑康成云：「夏太祖无功而不立，自禹与二昭二穆耳」。唐张荐云「夏后以禹始封，遂为不迁之祖」是也。若始封世近，上有亲庙，则拟祖上迁，而太祖不毁。魏祖武帝，则处士迭毁；晋祖宣帝，则征西迭毁；唐祖景帝，则弘农迭毁：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法契、稷之明例也。既已法契、稷矣，则上之亲庙不得不毁，势当然也。借使魏、晋欲不祖武、宣，而越取处士、征西，不惟上推世数，未知更当及于何人，且其如始封何！唐有天下，因以为法，韩愈有言：「事异商、周，礼从而变」。臣等取之矣。要之始封世近，则亲庙不可不立；若特以亲庙及远，便为始祖，舍始封而抑之，则古未尝闻之也。晋琅邪王德文曰：「七庙之义，自由德厚流光，飨祀及远，非是为太祖申尊祖之祀」。其说是也。《礼》，天子七庙，而太祖之远近不可以必，故但云「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未尝言亲庙之首必为始祖也。国家治平四年，以僖祖亲尽而祧之，奉景祐诏书，以太祖皇帝为帝者之祖，是合于礼矣。而议者曰：商、周之祖，自以别子之故，非以有功与封国为轻重。是不然也。别子之法，自谓公子不继世，故子孙为大夫士者祖之，百世不迁，非天子、诸侯之礼也。使汤武但为诸侯，则尚不祖此别子，况天下之君，而可用大夫士之法乎？若夫禹不先鲧，则所谓子虽齐圣，不先父食，自以正文公之「逆祀非尊祖」之论也。唐仲子陵所谓「安知非夏后庙数未足之时，而言禹不先鲧邪」？伏惟宋之为宋，由太祖皇帝应天受命，首创洪业，建大号于天下，异乎商、周之为商、周可知也。僖祖虽为圣裔之先，而有庙直由太祖。亲尽则迁，古之正义。今欲以有庙之始为说，援而进之，以为始祖，臣等固疑其与契、稷异矣。使契、稷本无功德，初不受封，引以为据，庶其或可；若其不然，臣等不得判然无疑也。设欲必据此论，臣等又有可言者焉。盖三昭、三穆，是不刊之典，一定之论也。国初张昭、任彻之徒，不能远推隆极之制，因缘近比，请建四庙，遂使天子之礼下同诸侯。若使庙数备六，则更当上推两世，而僖祖次在第三，亦未可谓之始祖也。若谓世次不可推，则斯言也，诏旨所不著，史臣所不录，历百馀年，莫知当时之实，不敢以私意逆推而言也。谨按建隆四年亲郊崇配，不及僖祖。开国以来，大祭虚其东向，斯乃祖宗已行之意也。自祖宗以来，不以太祖之位易之，今而易之，恐失祖宗之意矣。巍巍太祖，如神如天，垂祚万世，无以云报。奉之以为帝者始祖，于礼无不宜者。或谓《仪礼》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今谓始封为太祖，乃诸侯制也。臣等以为远祖受封，子孙世袭，亲虽尽而庙不毁，是诸侯及其太祖也。若始封之君既已为其国之祖矣，后世子孙自诸侯而为天子，则始祖不易，理势自然，是谓天子及其始祖。若必求太微之精、神灵之感，谓为始祖所自出，将见迁就其说，奇谲无已，弥失圣人之意矣。唐神龙初，议云既立七庙，须崇始祖，而张齐贤云：「始祖即太祖，太祖之外更无始祖」。此前儒讲之熟矣。大抵契、稷不以功德，为祖无必然之论；特起之君自为一代之祖，无不可之理。若乃藏主未顺，宜必改定。盖夹室者，子孙庙之偏室，非庙之正也，议者谓神道尚右，失其旨矣。然则僖祖之主，必有所归。按《周礼》「守祧」，掌守先公、先王之庙祧，其庙则有司修除之，其祧则守祧黝垩之。所谓庙者，后稷、文、武诸庙也；祧者，所藏先公、先王之迁主也。先公迁主，藏于后稷之庙。僖祖，犹周之先公也，宜有藏主之祧，虽无始封，远祖上为之主，而先王之祧不可以阙。臣等参详，乞略仿此制，筑别庙以藏之，大祭之岁祀于其室，太庙则一依旧制虚东向之位，郊配之礼仍旧无改，事之宜而情之顺也。魏、晋及唐，尝议远庙之主矣。魏钟繇、高堂隆、卫臻，皆当世名儒，并云处士当迁，故景初之制，谓三祖不毁，其馀四庙，亲尽则迁，一如后稷、文、武庙祧之礼。晋永和中，尚书议云：「周人之王，太祖、世祖世远，故迁有所归。今晋庙宣帝为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从孙也；祫祭在上，是代太祖也」。范宣谓可别筑一室，以居四主，四祖迭迁，则宣祖位正矣。自虞喜、刘诩、韦泓、王松子、蔡谟之徒，并同其议。唐陈京议请据魏、晋旧制，构筑别庙，以藏献懿，柳冕、王绍等七十馀人亦同其说，虽卒藏于兴圣庙，然本无异于别室也。惟颜真卿引蔡谟「权居东向」之一句，而不本其改筑之议，获议于时。此前世之论，皆有考据，本于经意，不敢谓后世之史，而一切黜之也。《记》曰：「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又曰：「亡于礼者之礼」。况有前人商榷，尽理之论乎？或曰：别庙而祭，非所谓合食也。臣等应之曰：夹室非便，当为别庙，则既其正大节矣。合食、分食，要皆孝飨之道，但以于属既尊，不可寘昭穆之列，依准前代祭之别庙，得礼之变，复何嫌哉！若云不可分食，当合于太庙，则不唯永虚东向，且使下从子孙，孰为得失？是则僖祖别藏，列圣不动，神灵安妥，情文皆得，其于义也合矣。恭惟陛下仁孝天成，尊事宗庙，古之盛王所不逮也。臣等学术浅陋，讨论非长，徒能述遵朝廷正大之意，别白议者未通之论，冀以称上圣因情制礼之道焉。惟陛下幸留神详择。

自遭丧乱，人士易操，至乃任运固穷，耿介守节者鲜矣。伏见议郎韦泓，年三十八，字元量，执心清冲，才识备济，躬耕陇亩，不烦人役，静默居常，不豫政事。昔年流移，来在詹境，经寇丧资，一身特立，短褐不掩形，菜蔬不充朝，而抗志弥厉，不游非类。颜回不改其乐，泓有其分。明公辅亮皇室，恢维宇宙，四门开辟，英彦凫藻，收春华于京辇，采秋实于岩薮。而泓抱璞荆山，未剖和璧。若蒙铨召，付以列曹，必能协隆鼎味，缉熙庶绩者也（《晋书·应詹传》）。

古。伏准今月十六日敕。禘祫之祭。礼之大者。先有众议。犹未精详。宜更令百僚议。限至二十六日内闻奏者。臣闻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祭称百顺。实受其福。故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以太祖始封之重。当殷祭东向之尊。百代不迁。下统昭穆。此孝享严禋之极制也。周自后稷。十六代至武王。毁庙迁主。皆太祖之后。故序列昭穆。合食无嫌。汉之太上皇。主瘗于园寝。寻置别庙。是为属尊。故周汉皆太祖之位正。自魏至隋。则虚其位。魏明帝初以太皇别庙未成。故权设对祫。后有司定七庙之制。太祖以下为昭穆二祧。旋至三少帝。运移于晋。晋不以兄弟为代数。故元帝上继武帝。简文上继元帝。至安帝时。然后征西至京兆四府君迁尽。未及殷祭。运移于宋。初永和中。疑四府君主所藏之礼。诏公卿博议。范宣请筑一室。韦泓请屋朽乃止。蔡谟亦请改筑别室。若未展者。当入就太庙。以征西府君东向。议竟不行。宋齐梁陈北齐周隋。悉虚其位。以待太祖。皆以短祚。其礼不申。则自魏以降。太祖列昭穆之位。非通例也。武德中亲庙四。自宣简公而下。贞观中立七庙六室。自宏农府君而下。开元中始制九庙。追尊献祖懿祖。故自武德至于开元。太祖在四庙七庙九庙之数。则东向之虚。又非例也。广德二年将及殷祭。有司以二祖亲尽当迁。太祖九室既备。其年冬祫。于是正太祖于东向。藏二主于夹室。凡十八年矣。建中二年冬祫。有司误引蔡谟征西之议。以献祖居东向。懿祖为昭。太祖为穆。此诚乖疑倒置之大者也。议者或引春秋禹不先鲧汤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以为證。且汤与文武。皆太祖之后。理无所疑。至于禹不先鲧。安知说者非启于太康之代。而左邱明因而记之耶。向者有司以二主藏夹室非宜则可。阙殷祭非敬则可。处东向之位则不可。是以贞元七年冬太常上奏。请下百僚佥议。诏可其奏。八年春有于颀等一十六状。至十一年又诏尚书省集议。有陆淳宇文炫二状。前后异同。有七家之说。至于藏夹室。虚东向。远迁园寝。分飨禘祫。加币玉虞（一作虚）主。而枚卜瘗埋。援引滋多。皆失礼意。臣等细审讨论。惟置别庙及祔于德明兴圣二说。最为可据。德明兴圣之庙。犹别庙也。等于创立。此又易行。伏以德明皇帝于舜禹之际。与稷契同功。契后为殷。向五百年。稷后为周。逾八百年。德明流光无穷。启皇运于后。景福灵长。与天地准。又献懿二祖。于兴圣皇帝为曾为元。犹周人祔于先公之祧也。此亦亡于礼之礼者也。明尊祖之道。正大祭之仪。礼文祀典。莫重于是。凡议同者七状。百有馀人。其中名儒礼官。讲贯详熟。臣于贞元八年。蒙圣恩以博士徵至京师。属当会议时。与崔儆刘执经同状。十一年臣官备近侍。不在议中。乃今累叨睿奖。获贰宗伯。职业所守。典礼是司。研考古今。罄竭愚管。岂敢以疑文虚说。黩陛下严敬重难之心。其夹室等五家不安之说。谨具条上。伏惟圣虑裁择。谨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