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公元年：郑武姜爱叔段，请使居京，庄公许之。祭仲谏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不听。既而叔段使西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公又不听。叔段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厚将得众」。公又不听。叔段缮甲兵，将袭郑，公然后命子封率车二百乘伐京，叔段出奔共。

臣闻制国者必使本大而末小，然后势顺而易制，故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至言也。郑国当是时，可谓危矣。姜氏以国君嫡母主乎内，叔段以好勇得众居乎外，伐君篡国之势已成。庄公若无兵车二百乘，则郑固段之有也。古者用车战，一乘之车当七十有三人，二百乘则一万四千六百人。在《春秋》书法，当名之曰师，非小众也。「克段」者力争而仅胜之词，以一万四千六百人讨不义之叛人，力争而仅胜，则以叔段形势壮盛，不易图也。使庄公早用祭仲之言，不至此矣。绵绵弗绝，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当用斧柯。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

卫公子州吁有宠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谏曰：「爱而弗纳于邪，骄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故也。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鲜矣」。

臣闻骄谓气体傲肆，奢谓奉养侈靡，淫谓情欲纵恣，佚谓心志怠忽。四者有一焉，必入于邪，而况兼有乎？邪者，不由正道之谓也。为子以孝为正，有此则不孝。为臣以恭恪畏慎为正，有此则不恭恪畏慎。原其所由然，则由宠待过厚，爵禄太崇，积日累月，其势必至于此。是故严父于子戒之于初，辨之于早，不致末流之祸。父子天性也，其治尚尔，君臣以人合，尤不可忽也。

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无众，安忍无亲，众叛亲离，难以济天。

臣谓阻者，恃也。恃兵以为险阻，使人不敢忤犯也。人之良心，本于不忍。忍者，非良心也。安于残忍，非能除害，徒生害耳。人道以慈爱相群，所谓用兵者，去其害人者耳。苟为阻兵、安忍，视平民如禽兽，推而进之，将何有于君父哉！汉光武责其将曰：「观放麑啜羹，二者孰贤」？盖知此道矣。

石碏恶其子从州吁为逆，使从州吁如陈，乃告于陈曰：「此二人者实弑寡君，敢即图之」。陈人执之而请莅于卫，石碏杀之。

臣谓父子主恩，君臣主义。其轻重不二，是谓大伦。当臣之无礼于君，虽慈父不敢私其子，石碏之于石厚，舍慈爱之小，存名分之大，可为万世法矣。虽然，子为叛逆，父则诛之，其割恩为难，何者？以天性故也。臣为叛逆，君则诛之，其正义非难，何者？以人合故也。孔子之《春秋》，为乱臣贼子作以俟后圣也。后世有事伪君从逆臣，而诛讨不加焉，难于行义而易于为不义，孔子之志隐矣。

鲁隐公如棠观鱼，臧僖伯谏曰：「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公曰：「吾将略地焉」。遂往，陈鱼而观之。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臣谓孔子教人以克己为要，克己者以义理胜其私意也。凡人志意云为，试以一日之中自加考校，由私意而动者，十有八九，由义理而动者，十无一二，故克己最难。有志之士未有不由此而进德者，而况人君居移气，养移体，所以动其情恣者多乎？不能自克，则其不善之积犹火消膏，亦不自觉，鲁隐是也。僖伯之谏，忠言也。隐公不能自克，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其志荒矣，其不终之兆著矣。厥后虽加礼于僖伯之葬，又复失言，谓僖伯恨己。僖伯，贤人也，岂致憾于其君哉！隐公若曰「叔父有谏于寡人，而弗能从，寡人悔之，葬之加一等」，犹足以昭改往修来之意，而加等之葬为德赏矣，惜其不能及此也。魏郑公谏唐太宗伐高丽，太宗不从，及败绩而归，乃曰：「魏元成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亟使驰驿，祀以少牢，立所制碑，召其妻子劳赐之。若太宗拒魏公之谏与鲁隐同，而悔过出于诚心，非如隐公之伪饰，其致太平宜哉！

隐公四年：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秋，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左氏曰：「诸侯伐郑，宋公使来乞师，公辞之。羽父请以师会之，公弗许，固请而行，故书曰『翚帅师』，疾之也」。

臣谓兵权者，有国之司命也。古之得天下者，未有不谨持此权者也。以尧、舜、禹三大圣人之宅天下，可谓以德不以力矣。然四凶强族，尧不诛而以俟舜，舜初即位，按其恶而投之四夷，而后天下服。是尧以兵权授舜也。有苗弗率，舜不讨而以俟禹，禹初即位，乃会群后，誓师奉辞伐罪，是舜以兵权授禹也。汤、武之事又可见矣。至周成康之际，天下刑措兵寝，可谓无事。康王以元子即位，名分素定，其谁敢有异志？然成王命仲桓、南宫毛与齐侯吕伋以干戈虎贲之士逆康王于南门之外。干戈虎贲者，亲卫也。于南门之外者，显之于众也。古先帝王制世驭俗之权如此，是以令之无不行，禁之无不服，手麾指顾，动容嚬笑之间，无不如意。所谓兵权者，有国之司命，命者死生所系故也。宋殇公听州吁之邪谋，会诸侯伐郑。隐公辞宋公之命，而拒公子翚之请，义也。翚乃不禀公之义而乐从宋卫之邪谋，固请而行，专己无上，出入自肆，不待钟巫之事而知其为弑君之贼矣。《春秋》简严，不贵辞费，若书曰「翚帅师会，伐郑」，亦可矣，而必曰「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言之重，辞之复，恶之之甚也。隐公自是失权，而兵制于翚。至于十年中丘之会，又不待公而先会齐、郑伐宋，其纵恣跋扈如此。而隐公终弗能治，其及于寪氏之祸，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从来者渐矣。是故伐郑之举因请而行，伐宋之举不待公而先，会其志之所存，正所谓履霜阴凝，圣人之大戒，而隐公智不足以及此，惜哉！仲尼于是去翚公子之称，一以谓翚者，隐之贼，非公子也。二以明讨翚之法，当绝其属籍，不使得为公子也。使隐公于翚固请之际，未及成师而出之时，夺其兵权，改付贤卿，片言而已矣。夫为天下国家者以有法度为要，前王立法度，固为保守基业，消弭祸乱也。而往古握兵之人，其始必请便宜从事，其久则事必出于法度之外。夫便宜从事者施于临敌对阵，机不可失，难从中覆，故择利便权时之宜而行之，岂谓无时不便宜邪？既以便宜自处，则以法度为不便宜于己，乃托为词说，曰法度者承平之所用，若施之乱世，行军用师，则有所碍矣。今日以私欲乞行一事，明日以私怒乞罢一事，往往非法之所当听也。设智计，较胜负，不用之于外而用之于内，人皆知之，独以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从之者多矣。夫事至于不得已而从，则必有欲禁而不能禁之事，其失司命之权不已著乎？其为羽父之固请不已大乎？此智士之所忧，懦夫之所畏，喜因循者之所不顾。非圣人独见于魄兆之端，明霜冰之戒，传笔削之大用，其孰能与于此？

隐公六年：周任有言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弗使能殖，则善者信矣」。

臣谓人君之德当如天地，无不覆载，何独于恶人而欲去之如此？臣请以农圃者喻之。去稂莠者以其伤禾稼也，除蒿蔓者为其蔽卉木也。若推兼容之量，使稂莠禾稼并生于畎亩，卉木蒿蔓杂毓于园圃，人必指为农圃之病矣，况为国家者乎？此所以发周任之论也。昔武王圣人也，亦曰：「树德务滋，除恶务本」。故舜举十六相则十六族，务滋故也。去四凶则四凶族，务本故也。夫黍稷果蔬养人之物，不种则不生，种而草侵之，亦不能成矣。草之为物，其生不待种，虽芟夷蕴崇，而功或不继，未有不复生者也。是故君子难至，小人易聚，难至则常不得行其道，易聚则每得伸其志，治日以是常少，乱日以是常多。此有国家者之至戒也。或曰：「芟刈也，夷杀也，不亦已甚乎」？臣曰：天下之道二，善与恶而已。自一言之当、一行之是，推而上之，至于圣而不可知，皆善也，有小大耳。惟恶亦然。所谓芟夷者，非举天下之小人而尽杀之，盖谓官使者也。或禁之于未然，或遏之于方萌，或既形而黜除之，或滋蔓而斩绝之，皆去恶之道。大要在于勿使能殖。殖者，深根固蒂牢不可拔之谓也。夫草之初生，毫末之萌耳，与黍稷果蔬之萌未有异也，其壮长条达则为害如此。草之萌犹恶之微也，见著非难，见微为难。自古滔天之恶未有不起于微者，如王莽志在篡逆，曹操窥伺神器，初皆匿情矫饰，终移汉祚。然则，人之善恶皆不易知，知之矣而树德不务滋，除恶不务本，犹无益也。

桓公三年：晋始乱，封桓叔于曲沃，师服曰：「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今晋甸侯也而建国，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臣谓人主之尊如天，臣民犹地，地无及天之理，而臣民于君有僭逼易位之道，是何也？本小末大，威权去已。始也欲正之而有所不忍，中也欲治之而有所不敢，终也欲取之有所不能矣。名者实之宾。天子者，名实之极隆也。擅生杀之柄，操庆赏之权，予夺在我，纵舍在我，令之必行，禁之必止。虽总众百万如韩信，虽控制万里如王忠嗣，东西南北，用舍进退，惟君所使，而莫敢或遑，此充名之实也。至于欲取之而不能，则必有其渐，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师服之论，无乃意在此乎？其后沃盛强，昭公微弱，国人将叛而归沃，则民不服事而下有觊觎，此言果验。乃后世之戒也。

桓公六年：楚子侵随，楚斗伯比曰：「随少师侈，请羸师以张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斗伯比曰：「少师得君」。随果用少师之言，追楚师，季梁请止随侯勿追。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其后少师益有宠，斗伯比曰：「可矣」。楚子伐随，季梁请下之，弗许，请攻楚右，弗许，惟少师之言是听，遂至败绩。少师见获而免。

臣谓国有贤材，则邻敌视其用舍为进退，而贤材者固凡愚之所忌疾也。是故齐有管仲，九合诸侯，管仲死则四邻谋其国家。百里奚一也，虞不用而亡，秦穆公用之而伯。上论千古，无不然者。季梁与少师之谋，自今观之，一得一失，易见也。自随侯观之，未免于二三其听矣。夫验成败于事为之后者，众人之见也。辨得失于谋议之初者，非小智所及，惟明主能之。唐宪宗欲伐淮蔡，举朝不可，惟裴度以身任之，迄用有成。非度之能，乃宪宗用度之难也。武宗欲伐刘稹，诸镇皆有辅车之势，惟李德裕以身任之，迄用有成。非德裕之能，乃武宗用德裕之不易也。二宗无二臣，其中兴之功未必能立。二臣不遇二宗，则无闻而死耳，后世尚何知？故曰君臣之会，千载一时也。夫楩楠豫章，天付之以栋梁之用；骐骥骅骝，世知其有千里之足。老于空谷，阨于盐车，顾临事而叹人才之难得，何哉？坐使反贼睥睨而无惮，强敌凭陵而不置，彼岂无如斗伯比知少师之可欺，岂无如熊率且比幸季梁之不用者乎？文王立贤无方，言用之之路广，不止一人而已。人君于贤材惟患不知，既知之而不急于用，则大谋无时而决，大险无时而出，大难无时而平也。古人不云乎，「日月逝矣，岁不我与」。

桓公十一年：楚屈瑕将盟贰轸，郧人将伐楚师。莫敖患之，请济师于王，斗廉曰：「师克在和，不在众。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成军以出，又何济焉」？遂败郧师，卒盟而还。

臣闻斗廉之言，古今之至论也。考之往事，无不然者矣。常人之心动于血气之使，好己之胜，不能自克，是以不和。智愚异才而并列，是以不和。能否异功而同其赏，是以不和。不择端方之士以裨赞之，有谗人交斗于其间，是以不和。负才艺者屈于下，而善媚赂者压于上，是以不和。出法违度，不以时制，驯习既久，彼惧于讨而训之，怀疑心以事其上，是以不和。亲之厚之，疏之薄之，系于爱憎之偏，而不协赏刑之正，是以不和。有求则必得，将至于求所不可求，而势不得与也，则怨怒兴焉，是以不和。能者奋其勇而前，不能者忌而疾之，是以不和。疾人之能则必幸其败，胜不相推，败不相救，彼见疾者，又思所以报之，是以不和。官尊禄厚者奉己侈泰，多妖丽，广金帛，夺商贾，侵公家之利莫知厌也，而士卒乃有短褐半菽之叹，非心附之，徒迫于势耳，是以不和。保任功状未必皆有功，而实有功者，或蒙私怒而见黜，鞭笞斩杀未必为军事，而实有罪者或蒙私喜而见贷，人心不服，莫肯为用，因以姑息，不敢役使，是以不和。有一于此，虽廉、蔺并将，韩、彭共军，关公前茅，张飞后劲，未有能成事者也。而况才不逮古人万分之一，而兼有如前之失乎？如是而欲所征克，所战胜，必不能矣。故纣之旅亿兆而心德暌离，武王之臣十人而一德一心。王莽虎豹之师六十万，光武以三千摧之。苻坚之众九十七万，谢安以一将破之。斗廉之论可谓信而有證者也。自古大众难用，而轻军易胜。子玉刚而无礼，不可过三百乘，是能将二万人而已。其后城濮之战，卒以众败。汉高驾驭豪杰，灭秦亡楚，而才之所将不过十万。古之观人者大抵如此。若较实而论之，凡后世以将自任者，上孰与汉高，而其众已中分矣；下孰与子玉，然未尝不以兵少为请也。虽然，兵者诡道也，故虽不能将，而以大众虚声加之敌人犹之可耳。至于实不可犯者，非虚声之足恃也。上下同志，生死同情，劳逸同形，动静同虑，则在于和而已矣。然则，如之何而可以使之和也？惟监前所谓不和之由，处之各当于义，宜赏然后赏，当罚则必罚，予夺抑扬，若权衡于物，不徇乎私情，而行乎公道，当于其心，方且欣畏帖服之不暇，又何不和之敢乎？是故苟和矣，光武可以敌寻邑，谢玄可以劫苻秦。苟不和，则若林之旅无救于曳兵而走，故曰师克在和不在众。不明乎此而曰知兵，不治乎此而欲用兵，臣愚所不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