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之所以有韬晦者。防乎盗也。故人亦然。夫盗亦人也。冠履焉。衣服焉。其所以异者。退让之心。贞廉之节。不恒其性耳。视玉帛而取者。则曰牵于寒饥。视国家而取者。则曰救彼涂炭。牵于寒饥者。无得而言矣。救彼涂炭者。则宜以百姓心为心。而西刘则曰居宜如是。楚籍则曰可取而代。噫。彼必无退让之心。贞廉之节。盖以视其靡曼骄崇。然后生其谋耳。为英雄者犹若是。况常人乎。是以峻宇逸游。不为人之所窥者鲜矣。

臣光庭等言。臣伏以圣德广运。神功莫大。昭升于上。敷闻在下。是用稽古历。考元符。敢备元名。以光帝册。陛下蒸蒸大孝。翼翼小心。冲让推诚。未允群请。臣等愚蔽。罔知所图。臣闻圣者与天地合其德。日月齐其名。智无不通。物无不照。其德合。其名称。盖圣人之总名。非王者之私受。昔周尊后稷。推以配天。所以美其圣矣。及思齐文王。人乐其德。所以称其圣矣。及下武继文。能受其命。亦称其圣矣。是以列圣相承。受天之祐。岂则前圣有纪。而后圣无名。陛下圣无不通。神无不妙。克受文命。大定武功。稽之于古则如彼。考之于今则如此。岂可鸿名大宝。未有所崇。盖天授者不可违。人欲者从其愿。伏乞暂回元鉴。俯察丹诚。使文德武功。郁为称首。朝闻其道。夕死是甘。区区以固请。无任悚踊之至。

予尝爱太史公述《仓公传》，为记自齐侍御史成至齐文王病凡数十人，其察脉观色、所用药剂汤熨之法，皆载之以为后法。所谓黄帝、扁鹊书今已不尽见，而其遗法往往见于此，世医所宜刳心而学者也，尚何议焉？予顷年谪官齐安，邻郡蕲春有庞安时者，高医也，其于黄帝内、外、甲、乙诸书深矣。予尝从之游，喜闻其说而不能尽究也。居无几何，安时死。予为志其墓，因求其平生所尝治疾，或奇證变候，有人不能晓者，使具其说与所用药，欲载之墓志之后以为后法，而其家不甚晓知，虽有所疏陈数十条，皆无伦叙，勉择十馀事载之，而予至今以为憾也。近宛丘閒居，吴人钱申以《医录》授予，得之欣然。盖申善医而著为录，其治疾之尝效，言其察脉观色之方，而往往著其药物之剂。呜呼！其用心可见矣。憾予不学医，不能与君上下其论，愿益勉之，求世之高医而问焉，予将有得焉。

臣闻天下有三患：蛮夷之国恃兵而强，盗贼之民恃众而叛，专制之臣恃险而固。是三者皆足以乱天下。然而自古之君当多事之时，或至于一日不能安其身，此未必类以蛮夷、盗贼之故，要必溺于专制之臣，久而不知其乱者，显显者易知，而冥冥者难悟也。蛮夷之彊必有形，而盗贼之叛必有迹，有心目者，皆知为消患之计。而专制之臣则不然，平居外奉天子之令，而内蓄自大之心。其为谋也，无形之可寻；而其为奸也，无迹之可见。上役之以虚名，而下亦以虚名奉上。其发之似诚实，而行之似忠信者，虽伊尹、周公殆不过。此上之人方且信为诚然而莫之觉，如嗜酒色之娱，安于外之无足畏，而不知丧元气而致僵仆者，率自此始。呜呼！况又有险之可恃哉！彼以专制之臣，且有险而可恃，则是虎而翼，虺而足也，亦可虑矣。夫天下之广，有地必有险，其小小者不必论，而其最可恃者，江、淮、荆、蜀之险耳。是故险在人君，未必足以制天下，而险于专制之臣，则未有不为之资者。臣盖尝推原其故，而观唐之崔宁、刘辟，梁之王建，唐之孟知祥，皆将帅专制之臣，恃蜀之险以为固者。若崔、刘则方谋而败，而王、孟则既久不露，终遂不可抗矣。今考其事，如崔宁之擅蜀几十四年，而刘辟节度西川，动益骜蹇。此二子者，其初皆委质事上之臣，一旦入蜀，积累岁月之久，遂有坐负险固、轻视朝廷之心，抗天子之使，吐不臣之语，恬不为怪，拥兵擅利，几成大变。惟其上有以深知之，故随伐随仆，终不得而肆。而王建、孟知祥适逢大乱之世，得以猖狂而僭窃，亦皆先为不可测之谋，至密之计，使其心腹羽翼无一不至，则反目咄嗟之间，坐王数千里之国。此其为患，在于久而不知之过。夫使今日之在蜀者皆如古之贤将，则朝廷可藉为籓篱之托。然而傲戾轻侮之思，奸勇雄桀之态，类皆将臣之所常有。况栽培涵养一一是听，久而驯致，遂有不可摇之势。苟任其所之而莫之限，臣恐不为崔、刘，则为王、孟，事之必然，无足疑者。呜呼！彼其父子之相维，兄弟之相承，结之以士卒而联之以友党，吏之奉承旨意，民之习熟名字，不啻百年之久。而反顾其所恃者，则又有可守之险以为固。不幸而泄其谋，恐非日月可以诛锄者，此臣之所甚虑也。夫蜀之与上都相去数千里，仓皇缓急之顷，固不能为朝发夕至之具。而蜀郡刺史多柔脆软弱之士，前无与之先而后无与之应，又不足为讨逆伐叛之帅。若今日不有以堤防而密察之，则异日当拱手而受毙，陛下岂不为之寒心哉？天下之祸，制之于始，终且为患，制之于末，后将奈何？以汉室之兴，其征伐之功多出于韩信。而高祖于周旋不给之际，已窃贰而心疑之，驰壁而夺符，麾召而易将，皆所以潜销其奸心而徐伐其异计。使高祖不为之所，及其王齐之后，虽欲稍稍折服，亦已迫矣。今之制蜀者未必有韩信之功，恐其心之所存，较之于信亦一间耳。陛下纵未欲轻为高祖之术，如其他缓图之策，奈之何而不行？故臣以为于此而处之，盖有所甚难者，必使急不为躁，无张皇而生变，缓不为庸，无安坐而待衅。宜立为定制，凡戍蜀之兵，与襄汉之屯一岁两易，而职在统制者，时命代易，庶几乍离乍合，不至安其教令而熟其恩惠。如此，则虽急而不躁。凡两川之民，不以贵贱为间，朝廷时有以深恤之，赋敛之输，力役之劳，每为之宽除而省略，所以爱之者常有过于江、淮、闽、浙、湖、广之地，庶几蜀之生灵必有钦戴君上之意，则专制之臣必将诱之以乱而不从，胁之以威而不服。如此，则虽缓而不庸。不一二年，彼亦势衰力微，无能为也。然后以高祖之待韩信，杜鸿渐之处崔宁者，徐而制之，臣未见其有不济者。而今之谋国者，皆曰无故而为之所，是趣其为不义，故莫若养之以恩，使其有不忍负上之志则可。噫！踰垣穿穴之役，畏之而不禁，则后必有行劫者。彼既如盗矣，而又岂可以养为哉？

山谷豫章人。国初诗人如潘阆、魏野，规规晚唐格调，寸步不敢走作，杨、刘则又专为昆体，故优人有「挦扯义山」之谑。苏、梅二子稍变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尚寡。至六一、坡公，巍然为大家数，学者宗焉。然二公亦各极其天才笔力之所至而已，非必锻鍊勤苦而成也。豫章稍后出，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蒐猎奇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遂为本朝诗家宗祖，在禅学中比得达摩，不易之论也。其《内集》诗尤善，信乎其自编者。顷见赵履常极宗师之，近时诗人惟赵得豫章之意，有绝似者。

宗上人所宝三帖，杨文公一也，刘宝学二也，朱文公三也。久轩此跋只举朱公，而杨、刘则置而不言，是宗上人惟是之从，不问同异，而久轩未免犹有同异也。虽然，久轩学于朱氏者，其尊师卫道之意严矣。余景定壬戌九月告老得归，出宿、湖，山宗之徒恬侍者出示此卷，念西山、久轩皆不可作矣，因题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