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亡而《春秋》作，其事则齐桓、晋文，其书王也，以其无王也；存王制，以惧夫乱臣贼子之无诛者也。以迄周亡，至战国，时无《诗》、无《春秋》矣，而孟子之教又未兴。足迹接乎诸侯之境者，谏不行，言不听，则怒，悻悻然去。君又极之于其所往。君臣之道微，寇敌方兴。而原一人焉，以不获乎上而不怨，犹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而望其改也。夫岂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耳！则原之敬王，何异孟子？其终不我还也，于是乎自沉。与夫去君事君、朝楚而暮秦、行若犬彘者比，谓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岂过乎哉！然则不独诗至原而未亡，于《春秋》之微，乱臣贼子之无诛者，原力犹能愧之。而扬雄以谓何必沉江。原惟可以无死，行过乎恭。使原不得死龙蛇，虽归洁其身，而《离骚》亦不大耀于世。是所以贤原者，亦由其忠死，故其言至于今不废也。而后世奈何独窃取其辞以自名，不自知其志不类而无愧？而《续楚辞》、《变离骚》，亦奈何徒以其辞之似而取之？曰：《诗》非皆圣贤作也，舍周公、尹吉甫、仲山甫诸大夫、君子，则羁臣、寡妇、寺人、贱者，桑濮淫奔之辞，顾亦与猗那清庙金石之奏俱采而并传，何足疑哉？且世所以疑于此者，不以夫后之愧原者众哉？而荀卿、贾谊、刘向、扬雄、韩愈，又非愧原者也。以迄于本朝，名世君子尚多有之，姑以其辞类出于此，故参取焉。然则亦有其行不足于原而取之者，犹三百篇之杂而不可废。汉息夫躬为奸利以忧死，著《绝命辞》，辞甚高。使躬之不肖不传，而独其《绝命辞》传，则譬犹从母言之为贤母，言固无罪也。柳宗元、刘禹锡皆善属文，而朋邪得废，韩愈薄之。王文公曰：「吾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才也。一为叔文所诱，遂陷于不义，至今欲为君子者羞道而喜攻之。然八人者既困矣，往往能自彊，名卒不废。而所谓欲为君子者，其终能毋与世俯仰以自别于小人者少，复何议于彼哉」！王公世大儒，其学自韩愈已下不论，虽要不成人之恶，至奇宗元辈而恕，知其爱人忧国，志念深矣。而士之一切干禄，阳自好而阴从利，徼一时之愿，无祸而老者，皆是也，于王之言，可遂不戒而视八司马不反怍乎？禹锡不暇议，宗元之才盖韩愈比，愈薄而惜之，称其论议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而谓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使在台省时已能持身如其斥时，亦自不斥。愈于宗元恳恳如此，岂亦知夫才难，与王之意无异也。抑息夫躬类江充祸国，宗元、禹锡诚邪，不至于为躬。躬之辞录，则凡不至于为躬而辞录者，皆录躬之意也。汉荡秦，唐扫隋，然颇因其法制、文物。为国犹尔，以治易乱，不可以皆废也，况言语趣操异世之习哉？以狐父之人为盗，因以食为盗而呕之，昔人以谓此失名实者也。是乃《续楚辞》、《变离骚》所以无疑于取此杂者也。

古之圣贤自任以天下之重，虽功名富贵时有不同，至于进退行藏，不过一道，曰正而已矣。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徇身；天下无道，以身徇道」。夫惟时之必有治乱，道之必有兴废，而圣贤之有遇不遇也。是以古之人用则以正进其身，不用则以正明其道。昔者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汤使人以币聘之，伊尹曰：「我岂若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也」。又曰：「我何以汤之币聘为哉」！伊尹非不知汤之必可与有为而欲亟售其身也，盖以为不能自重而轻以自徇人，则物重而己轻，物重而己轻，则人君亦将易之而莫之尊，惮道未及行而己先屈矣。故曰：「非其义也，非其道也，虽禄之以天下，弗受也」。夫惟处畎亩之中，以天下禄之而有所弗受，使一朝得君而信其说，则知其心不挟天下以自利也。故能以匹夫之贱，屈万乘之贵，举天下之大以听其所为，而不以为泰者，其道出于正故也。孟子曰：「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又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非不知时之不可为也，而每汲汲于求进，盖当时士大夫握腕而游说者，术有馀而道不足，苟可以邀利而求名者，率攘臂争先。杨、墨之徒又倡为邪说，以乱先圣之教，孟子以为不直其道，厉其言，则不足以决天下之聋瞽而反于见闻，恐先圣之道遂至于委靡而不复振也。故倾侧齐、梁之间，据礼以折右师之汰，抗词以伐臧仓之毁，其言峻发严厉，足以激末俗而振颓风。轲若得志，其功岂减伊尹哉！故伊尹处时之可进，而每事于退；孟子处时之可退，而每事于进。二人迹不同而同归于正，何则？伊尹先正其身而后行其道者也，故将进而先之以退；孟轲耻身退而道不明于天下者也，故处退而示之以进。将进而先之以退，不诎身以伸道也，故身益尊；处退而示之以进，不屈道以伸身也，故道益明。今夫功名富贵，人之所必争，而圣贤之所不能免者也。唯不以物累己者，贵身而贱功名，大我而小富贵。功名富贵一付之傥来，而不轻以身与之较，故己重而物轻。己重而物轻，则可富可贫，可贵可贱。富贵而身益尊，贫贱而道益明，此伊尹、孟轲之所以同归于正，无意于世而世归之也。后之君子则不然，其待物也重，而其所以待己也轻，道不足以胜己，己不足以胜物，己与物相战于荣辱利害之途，而卒为物所胜，则挟数任术以事攘夺，背师毁友以奉权势。如汉之平津、安昌侯辈，身为名儒，经术、爵位居当代之冠，观汉帝所亲款与时流所归重，必有大过人者，宜其正色慷慨，发明六经之蕴，足以救末学之弊而折奸雄之谋。然位至鼎辅，而身不免于阿私；口谈先王，而行有甚于垄断。唐之柳宗元、刘禹锡数子，才名擅天下，其议论文采固足以自立于世，然不能厚自溅拂，而见得忘义，附丽匪人，一跌而不复，发言怨刺，亦足以明浮议，是岂功名富贵误使之然哉？平津、安昌有其位，而不能以正守之，故志在持禄，而卒死于阿谀；宗元、禹锡有其才，而不知以正用之，故轻以其身为人用，而终亦见弃于世。是数者，皆负能为之才，乘可为之势，惜乎不知以正行之也。某生长村野，未尝获见天下伟人，自顾愚陋，何足以造古人之阃阈！然自少稍知读书，尝闻父师之教曰：「吾乡有老先生苏公者，其为人也，好学乐道，有伊尹、孟轲之风」。今虽不及见，其子东坡先生与黄门公，皆能以老先生之志行于天下，高气直节，凛乎在上。如巨山乔岳，虽不见其运动，而丰功厚利，赡足天下多矣。是以朅来京师，愿一望见之。而二公适在朝廷，幸今天子即位之始，稍欲收还故老大臣，尊礼而用之。二公德望在天下，凡忠臣义士举手相贺者，莫不以二苏为称首，庶几伊尹、孟子之志复申于今矣。惜乎未及用，而东坡先生遽厌世，公亦栖迟在外。夫公之遇不遇，四夷八蛮视之以为天下重轻。公岂求于世者？而天下望之如此。今虽不用公，如用之，亦未易浼而前也。彼用不用，于公何有哉！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配义与道，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夫守正行义，持之以不动心，而刚大之气遂至于塞乎天地，则举天下之大，孰为有重于我者？天下之大，莫有重于我，则公之处世岂不绰绰然有馀，而其志岂浅哉？观公正色立朝，而使奸人佞子屏气侧迹，知有畏惮，及一旦解绶去职，遗富贵如鸿毛，天下知与不知，莫不想闻其风槩。争自澡雪，唯恐有污于己者，可谓特立独行而无累于正矣。湘沅长沙，屈原、贾谊之所以辛酸愁苦而卒殒其生者也。而公涉岭万里，触冒瘴疠，困折百端，无一毫少挫，竟完节而归，翛然独居，释王公大人之尊，就颜回、原宪之乐，刚明之操，过乎屈、贾之上，岂非道足以驭气，气足以胜物，而所守独出于正者耶？昔宋广平治南海，开元召而相之，使六阍人逆之。比至，不交一言。广平惜一言之出，而天下之仕者，不敢不以正事其君。张曲江劝人主重名器，且云「羞与牛仙客辈等列」，虽以此疏外，而终唐之世，天下称曲江公而不名。仁贤之遇不遇，天也，岂一嬖人所能毁誉？二公亦知天命之在我而无与乎人言也，故能以正出处而不污其身。今公之进也以礼，而退也以义，进退行止一本于正，而不以贫富贵贱累其天真，上期合于伊尹、孟子，而下得遂广平、曲江之志，则公之处事，亦可以无憾矣。故某不自揆，辄举伊尹、孟轲与夫宋广平、张曲江以折公孙、张禹、柳宗元之徒，而试陈于执事，卒然不知其身之贱而言之僭也。伏惟执事才全而德不形，道大而不遗微细，感钟离之操，听越人之音，而怜其志在于父母之邦也，少加优容。他日使得问道于下风，不胜万幸。

神农氏为耒耜以教天下，黄帝立井田之法，因以制兵。陶唐以前，简策罕存，法制不可得而详矣。舜命后稷播百谷，禹定九州，则三壤，赋中邦，弼成五服，甸服之赋，百里为差。启战甘野，乃召六卿，田赋军法，大略可见。商因于夏，更立助法，贡之用否，莫得而考。周自封邰，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公刘居豳，彻田为粮；古公至岐下，乃疆乃理；文王仁政，耕者九一。然犹诸侯之制，商家之法。周公致太平，经制大备，法兼夏、商，不可易矣。中更厉王，纪纲文章大坏。宣王命召伯、韩侯疆理亩籍，至于蛮貊，方叔南征，其车三千，周道灿然复兴，而不耤、料民，寖以违古。幽王荒废，不能修成王之业以奏禹功，诗人悲伤思古，《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所为刺也。平王东迁，王政不行，诸侯力征，变成法以济其私。齐作内政，以趋功利。鲁号秉礼之国，亦税亩、作丘甲、用田赋。子产相郑，复修庐井，国人始欲杀之，后更颂其德，法坏难复如此；其后又作丘赋，虿尾见讥。爰田、州兵，晋法非古，楚蔿掩为赋，亦一时之兴废也。战国并争，经界愈慢，典籍亦亡。孟轲为齐、梁王言王政，皆谓迂阔，独滕文公问井地，轲言大略，卒以国小而逼，不克自振。秦用商鞅，开阡陌，以招三晋之民，遂倾六国，教天下，先王法制无复存者。汉兴，蒐求遗典，祗得《周礼》五篇，名儒宿学，尚未之见，或加诋訾，故董仲舒辈皆谓井田难猝行，欲限民田，以渐致之。哀帝用师丹之请，公卿议定，卒以权贵不便寝。王莽妄意古制，令天下皆为王田，民用愁怨，虽勉强复故，世已大乱。世祖止行检覆，迄东都不复更张。三国、六朝，兵乱相寻，因循茍简而已。元魏都洛，甸服萧条，庐井流亡，田赋淹滞，始因李安世之议，均给天下民田，时势人情，适当可变，非其智能优于往昔也。齐周迄隋，大因小革。唐朝损益，口分、世业，制度初立。时久户滋，官吏偷惰，版籍寖以纷乱，天宝以降，经常之法，荡然不存矣。五代日不暇给，周世宗读《均田图》，慨然怀古，享国日浅，大志不遂。国朝历载三百，十圣相承，俱存不扰，远恢禹绩，以复周典，我则未暇。又诸儒考论《周礼》，疑信大半，人学家师，古制益以暧昧。盖周公制法，思兼三王，乡遂都鄙，为制不同，古文质略，举凡互见，当时官有典常，更相发明。今惟一经，又缺《冬官》一篇，汉儒训释，矛盾横生，康成一家，自相牴牾者不可胜述。今举古法，为纲领二篇，维以兼析，著后世法制之变，以便观览。自汉以来复有屯田以赡军国，虽法异井牧，亦庶几农战并修之意，故并列于后。

圣贤吾不得而见之矣，而得见圣贤于书；治乱吾不得而见之矣，而得知治乱于史。事纪于言，理寓于事，非事则理不可见，非言则事不可传。大哉，书与史之功乎！所以开万世之光明，立人心之好恶也。《书》曰：「天叙有典」。典者，君臣父子长幼夫妇朋友之伦也。因其生而分之以其所当处者谓之叙。又曰：「天秩有礼」。礼者尊卑贵贱等级隆杀之品也。因其叙而与之以其所当得者谓之秩。德者得也，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是以表章而荣显之于车服、名器之内，故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夫命者天之令也，人主体之而代天行化也。唐虞之世，面命之而已，虽尧之命舜，舜之命禹，皆命之以天下，亦不过执中之数语。至于命九官，咨二十有二人，往往见之于「都俞吁咈」之间。及殷高宗之命傅说，亦不出于一时之训诫，必皆叮咛于「钦哉」之一词。周之治尚文，然后有策命之礼，命微子，命蔡仲，命君陈，命毕公，命君牙，凡五篇皆成周盛时之文。穆王之二命已不可同年而语。平王之命文侯，悲叹感伤，气象索然，圣人存于《周书》之后，于以著王辙之所以东也。逮其末年，归惠公仲子之赗，圣人存于《春秋》之首，于以伤王辙之所以不复西也。甚矣，王之昏也。褒姒之难，废后黜适，王之所亲尝也。今乃以天王之尊，命冢宰之贵，下赗诸侯之妾，若礼所当然而不愧，此圣人绝望于平王，而《春秋》之所自始也。策命盖非常典，授之以土，授之以民，抚之以彝器，旌之以车服，明之以词章，司徒书命，司马与士书服，司空书勋，将之以太宰，侑之以内史，卿逆于境，侯郊劳，馆诸宗庙，馈九牢，设庭燎。及期设主，布几筵，太宰涖之，侯端委而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内史赞之，三辞三命，而后即冕服。既毕，宾飨赠饯，加之以宴好。吁，周之旧典礼经如此之重，授受其可不谨乎！春秋之国，咸沈酣于战争攘夺之中，纲沦法坏，朝贡聘告之使，希阔寂寥于天子之庭者，正以王命之轻也。秉周礼者莫如鲁，请以隐公观之。平王之崩，鲁无吊使，又不供王丧，致武氏子来求赙。后四年，王使樊伯来聘。后二年，南季又聘，而未闻鲁之玉帛入于洛也。桓公弑隐而立，篡贼也，鲁之所当讳也，固不敢命一介之使以告王。王乃使宰渠伯纠来聘，继之以仍叔之子，又继之以求车之使。桓公薨于齐，绐终不以礼，王乃使荣叔追命之，夫何王命之亵也！又以晋国大略言之。曲沃夺宗，叛王屡矣，不惟不之罪，反使虢公命曲沃一军为晋侯，其后侵并诸国，日益强大。文公伐楚，献俘于王，王享醴命侑，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重耳为侯伯，赐之车服、弓矢、秬鬯、虎贲，曰：「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重耳三辞，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受策而出，出入三觐，其仪如此之恭也。惟此一命，于史有光。其次则卫之二命，一追命襄公，一答命蒯聩，皆有辞。自是不复再闻王命。后当威烈王二十有三年，忽有命三晋大夫为诸侯之辞，使人惊喜东周之勃兴，何为有是旷礼也。然既无备物典策，又无王人下临，若之何而命之哉？此又春秋之一变。仆深疑之。我朝治平初，司马温国公奉旨论次历代君臣事迹，锡命曰《资治通鉴》，正托始于三晋之侯。盖公不敢上续《春秋》，而乃下承《左氏传》，传以赵丧智伯终，《通鉴》以智伯立后始。然智伯之事陋矣，不足以为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纲，于是提三侯之命而追原智伯于其下，复著其述作造端之意，伤周室名分之大坏，而以「哀哉」二字殿于后。有典有则，正大激昂，所以扶天伦，奠民极，示万世帝王之轨范也。后之儒者，以公之言诚忠厚矣，犹虑其阔于事情也，故致堂胡氏追论晋悼公病于一惰，使大夫主诸侯之盟会于三晋强盛之几，以补司马公谨微之说。此特言其晋之几，而未及乎周之几也。是以朱文公《感兴》以昭王南下而不返，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王章久已沦散，何独至是而始可论也，此又补致堂之所未及。虽然，述春秋以后之书，舍是亦几无以为托始也。东迁之周平王以晋文侯立，而周已弱；襄王以晋文公定，而周遂衰；敬王以晋大夫立，而周益乱，晋大夫自是争衡于中国矣。况战国之周，土地日蹙，人才日消，王官不备，声名文物，黯无精彩，实不过诸侯一附庸耳。积轻至此，岂足以为天下重哉？仆闻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君不能以义制命，则无以使人心丕应，惟命之承。仆因质其疑于太史公，考之帝纪，书命三侯于九鼎震之下，此温公所以开端而著论也。考之世家，则曰魏、赵、韩皆相立为诸侯，岂非因其自相立，不得已而命之欤？又十有八年，田和求为侯，魏使使言，王许之，而后立。详观「许之」一字，即太史公以之而为命也。当是时王命轻于一羽，乌得而拒之哉？五伯莫盛于齐桓、晋文，犹熟视楚之至而不敢问，尚何待后之桓文罪一大夫之自侯也？前乎七十有馀年，卫犹以王命为重，后乎七十有馀年，诸侯自相王，王之不足，而又相帝，则于王何有？上下百五十年，苍姬将讫录，如日之莫，如岁之冬，天叙斲丧，天秩流离，天命僭忒而不可禦，非圣人定之以仁义中正而立极，岂区区智力所能折其冲而摧其势哉？天下固有不可为之时，而圣人则无不可为之道。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圣人固未尝不欲兴周道于东方。孟子亦谓夫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必能朝诸侯，有天下，信不诬也。今考周之亡也，犹有邑三十六，口三万，土地宝器虽俱输于秦，周民遂东，是知王可降而民不可强之从，国可得而民不可强之屈。周之德泽入人如此之深也，在圣人亦未可谓不可为之时，况自有可为之道乎？胡氏乃遽曰「吾末如之何」者，亦勇于自弃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