禽滑釐问于子墨子曰。鲁氏有叔侄同处者。叔曰无恒。侄曰数奇。数奇强力能施。俭以厚人。凡鲁氏有大事。父叔兄弟所不能集者。数奇皆尽身以成之。亲戚之丧在野者。数奇往葬之。姑姊妹之无主失时者。数奇皆取而嫁之。其或不能自存者。数奇买田宅以生养之。凡数奇之禄。朋友故旧缌麻小功之亲。无不皆周也。仕于齐。积功当迁。辞不受。请以与其叔。无恒因得官。远近之亲。莫不欢以赖之。独无恒以为不足于己。无恒有妾曰善佞。畜私夫以生子曰不类。数奇爱不类如其子。无恒久乃告数奇曰。不类非吾子。他人之子也。汝勿以为弟。数奇惊曰。叔父得无误乎。无恒曰。吾察之详矣。有验存焉。数奇之从父妹笑曰。孰不知之。虽然。叔父之为人也无常心。其后必悔。悔则兄受谤为不仁而弃弟矣。盍请契焉。数奇以为然。因质于无恒。无恒遂裂帛具书其然之故。与数奇以为信。既而数奇仕于蜀。无恒果复以不类为子。爱之加于初。数奇至。固争之。无恒大怒。告人曰。帛书非吾意。数奇强我以为。无恒恶数奇之不顺已也。毁而败之。冀有恶名于时。数奇终不怨。其自行如初。敢问为数奇者。宜奈何而可。子墨子曰。数奇絜身而去可也。问曰。侄舍叔而去。义乎。子墨子曰。有大故。虽子去父可也。叔侄何有。古公欲立王季历。太伯仲雍知之。遂适吴不返。避嫡以成父志。晋献公信骊姬之谗。将立奚齐。太子申生不去。终被恶名。雉经以死。且陷其父于恶。公子重耳奔翟逃祸。卒有晋国。霸天下。故重耳为孝。而申生为恭。无恒之恶数奇也深矣。不去。后必相残。陷无恒于大恶。孰与去而皆全。以追太伯仲雍重耳之迹而行乎。虽子逃父可也。问曰。数奇可以不去而尽从无恒之所行耶。曰。不可。从道不从父。从义不从君。况叔父乎。无恒之所行无恒也。如皆从之。是陷无恒于恶。数奇将何以立。禽滑釐以子墨子告于数奇。数奇遂适东夷。东夷之俗大化。

圣人务安民。不先置不仁。以见其仁焉。不先用不德。以见其德焉。苟如是。是见危者已坠而欲援。观斗者将死而方救。噫。其亦不仁矣。以高辛之仁化用一挚。挚之不善。天下之民辅尧以为君。以唐尧之仁化用一鲧。鲧之不绩。天下之民噪禹以为功。夫如是。挚之与鲧。是高辛唐尧诚用之也。非先置也。推其诚而用之。人民尚倍之如是。况先置者耶。当晋献骊姬之乱后。奚齐卓子之死馀。重耳在翟。夷吾居秦。以秦穆之力。制翟而安晋。其能必矣。夫重耳之贤也。天下知之。又其从者足以相人国。如先立之。必能诛乱公子。去暴大夫。翼德于成周。宣化于汾晋。而穆公反取公子絷之言。乃先置夷吾。是为惠公。公之入也。背内外之赂。诛本立之臣。烝先父之室。故生民兴诵。死者无报。卒身获于秦。而子杀于晋。呜乎。致是也。非晋人之罪。秦人之罪也。夫挚立八年。不善而去。鲧用三载。弗绩而诛。况晋惠公之在位。作宗庙之蠹蠍。为社稷之稂莠。一立十五年。其为害也大矣。今之学者以秦穆为缪。尚疑其谥。得斯文也。可以谥缪为定。

晋献公子九人。听骊姬之谮也。太子申生缢于新城。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尽逐偫公子。唯骊姬之子奚齐及其娣之子卓子留于宫。公疾病。召荀息。将使立奚齐。荀息曰。臣竭尽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不济。则以死继之。公曰。何为忠贞。对曰。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无猜。贞也。公薨。荀息立奚齐。里克使人杀之丧次。荀息将死之。人曰。无益也。不如立卓子。荀息又立之。里克曰。三怨将作。秦晋辅之。子将如何。荀息曰。吾与先君言矣。我欲复言。然谓人己乎。里克杀卓子于朝。荀息死之。邱明褒之曰。诗人有言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以荀息有复言重诺之义。夫荀息。晋国之大夫。为执政之臣。顾命以立其君。人能杀之。己不能讨之。是□于国。再立卓子以偷其安。里克之告。又不得诛。以害其主。虽曰复言。何叹之有。且献公以荀息为执政也。以荀息为能贤也。而属之二子。令二子无辜而死。是荀息之不贤所致。其无乃辜先君之托孤之寄乎。且己以大夫也。不宜从君于昏而立幼稚。知诸子之贤。不能立之。以利于晋。为国家长世之计乎。比周于姬氏之党。乃嬖宠之党也。立二君而不能定其位。纵其贼以致乱于其国。若亡之党不可以立乎。非己智力之能全也。其轻许之乎。是轻之言而许之。是贪其位而固其权。复言以死之。子其不死。人□以诛之于子矣。大国之人。不能保其身。知贼不讨。不可谓之忠。纵其为虐。不可谓之贞。事嬖宠幼弱之子。远伯王贤哲之君。耦俱无猜。其若是乎。若偫盗力争。不能计胜而死。犹将贤之。若不能讨贼。无谋自殒。将何以尚之哉。匹夫匹妇死于沟壑者。无以异之。凡顾命受遗之日。择长辅少之道。非伊周之才智。且将不济。岂荀息所能也。是以宪宗弥留之日。内外疑恐。奸邪之人。畏宪之明。复诛其党。有来中书与裴晋公语及大政者。公勃然曰。当问大臣。此非殿中事。告者遽退。杜黄裳时为庶子。亦以玉佩系上。阳周问太子安否。及临。慰劝之曰。冢宰大臣前揭丧巾。睹天颜哀毁之状。莫不相顾而泣。又喜万国之得主也。即深谋远虑。于防微之道。如是之备。及后国家以副君之命。必有社稷之难。遗诏择立。以为之常。盖不由大臣之谋始也。皆左右近密建议奉迎。位既及定。乃命百辟以行大礼。始谋之臣。即新君受赐之地。迁之重权。委以大政。南北二军。归其肘腋。九城之禁。由其管钥。若明然公议者。尚可知其谏主及后诛戮。嗣王之英武者。或择幼冲之可教。其议立之父。轮告不实之状。循环署其名。民间谓之车毂状。宦者谓之金轮图。常有请赵公同署名者。公歔欷流涕。不忍执笔。其子曰。事既行矣。祸不可变。一家三百口。在于今日。大人何疑之有。请笔代署。时宦官畏大臣不从。必兴诛戮。当动摇天下。及见其名。莫不喜悦。由是骤命其子。以居清列。终致权□阉竖。倾覆宗社。皆赵公之所为也。或曰。赵公之生也。由不如荀息之能尽其生也。生之与死。皆乱国者。何升降之有。二子者。可谓异代而同罪。邱明之褒。不其谬欤。

有进说于君者，因其君之资而为之说，则用力寡矣。人唯好善而求名，是故仁义可以诱而进，不义可以劫而退。若汉高帝起于草莽之中，徒手奋呼，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与兵之胜负而已，安知所谓仁义者哉？观其天资，固亦有合于仁义者，而不喜仁义之说，此如小人终日为不义，而至以不义说之，则亦怫然而怒。故当时之善说者，未尝敢言仁义与三代礼乐之教，亦惟曰如此而为利，如此而为害，如此而可，如此而不可，然后高帝择其利与可者而从之，盖亦未尝迟疑。天下既平，以爱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孙通、周昌之徒力争之，不能得，用留侯计仅得之。盖读其书至此，未尝不太息以为高帝最易晓者，茍有以当其心，彼无所不从，盍亦告之以吕后、太子从帝起于布衣以至于定天下，天下望以为君，虽不肖而大臣心欲之，如百岁后，谁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谓爱之者，祇以祸之。嗟夫！无有以奚齐、卓子之所以死为高帝言者欤？叔孙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计，独有废嫡立庶之说，而欲持此以却之，此固高帝之所轻为也。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为天子，惠帝为臣，绛灌之徒，圜视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与其全安而不失为王之利也？如意之为王，而不免于死，则亦高帝之过矣。不少抑远之，以泄吕后不平之气，而又厚封焉，其为计不已疏乎？或曰：吕后强悍，高帝恐其为变，故欲立赵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时而言之，计吕后之年，当死于惠帝之手。吕后虽悍，亦不忍夺之其子以与侄。惠帝既死，而吕后始有邪谋，此出于无聊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其所以然而乐从吾说，而欲以势夺之，亦已危矣。如留侯之计，高帝顾戚姬悲歌而不忍，特以其势不得不从，是以犹欲区区为赵王计，使周昌相之，此其心犹未悟，以为一强项之周昌，足以抗吕氏而捍赵王，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识天下之势者，无如高帝，然至此而惑，亦无有以告之者。悲夫！

晋献公杀其世子申生，而立奚齐，国人不顺。其大夫里克杀奚齐、卓子而纳惠公，《春秋》皆以弑君书之矣。惠公既立，而杀里克，以弑君之罪罪之。《春秋》书曰：「晋杀其大夫里克」。称人以杀，杀有罪也。称国以杀，杀无罪也。里克弑君而以无罪书，此《春秋》之微意也。奚齐、卓子之立，以淫破义，虽已为君，而晋人不君也。即已为君，则君臣之名正，故里克为弑君。而国人之所不君，则势必不免。里克因国人之所欲废而废之，因国人之所欲立而立之，则里克之罪与宋华督、齐崔杼异矣。虽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贤方伯，里克之罪犹可议也。惠公以弑得立，而归罪于克，以自悦于诸侯，其义有不可矣。然惠公杀克而背内外之赂，国人恶之，敌人怨之，兵败于秦，身死而子灭，至其谋臣吕甥、郤称、冀芮皆以兵死。盖背理而伤义，非独人之所不予，而天亦不予也。宋武帝之亡也，托国于徐羡之、傅亮、谢晦。少帝失德，三人议将废之，而其弟义真亦以轻动不任社稷，乃先废义真，而后废帝，兄弟皆不得其死。乃迎立文帝。文帝既立，三人疑惧。羡之、亮内秉朝政，晦出据上流，为自安之计。自谓废狂乱以安社稷，不以贼遗君父，无负于国矣。然文帝藩国旧人王华、孔宁子、王昙首皆陵上好进之人也，恶羡之、亮据其径路，每以弑逆之祸激怒文帝，帝遂决意诛之。三人既死，君臣自谓不世之功也。是时宁子已死，华与昙首皆受不次封赏。文帝在位三十年，其治江左称首。然元嘉三年始诛三人，是岁皇子劭生。劭既壮而为商臣之乱。华、宁子之子孙无闻于世，而昙首之子僧绰以才能任事，亦并死于劭。于乎，天之报人，不远如此！不然晋惠公、宋文帝祸发若合符契，何哉？谢晦将之荆州，自疑不免，以问蔡廓。廓曰：「卿受先帝顾命，任以社稷，废昏立明，义无不可。但杀人二昆，而以北面挟震主之威，据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为难耳」。善夫！蔡廓之言，不学《春秋》而意与之合。太史公有言：「为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蹈篡弑之诛。其意皆以善为之而不知其义，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宋之君臣诚略通《春秋》，则文帝必无惠公之祸，徐、傅、谢三人必不受里克之诛。悲夫！

昔者商、周之兴，始于卨、稷，而至于汤、武，凡数百年之间而后得志于天下。其成功甚难，而享天下之利至缓也。然桀、纣既灭，收天下，朝诸侯，自处于天子之尊，而下无不服之志。诛一匹夫而天下遂定，盖其用力亦甚易而无劳也。至于秦汉之际，其英雄豪杰之士，逐天下之利唯恐不及，而开天下之衅惟恐其后之也，奋臂于大泽，而天下之士云合响应，转战终日而辟地千里，其取天下若此其无难也。然天下已定，君臣之分既明，分裂海内以王诸将，将以传之无穷，百世而不变，而数岁之间，功臣、大国反者如猬毛而起，是何其取之之易而守之之难也！若夫五代干戈之际，其事虽不足道，然观其帝王起于匹夫，鞭笞海内，战胜攻取，而自梁以来不及百年，天下五禅，远者不过数十年，其智虑曾不足以及其后世，此亦甚可怪也。盖尝闻之，梁之亡，其父子兄弟自相屠灭，虐用其民而天下叛；周之亡，适遭圣人之兴，而不能以自立。此二者，君子之所不疑于其间也。而后唐之庄宗、明帝，与晋、汉之高祖，皆以英武特异之姿，据天下太半之地，及其子孙，材力智勇亦皆有以过人者，然终以败乱而不可解，此其势必有以自取之也。盖唐、汉之乱始于功臣，而晋之乱始于戎狄。皆其以易取天下之过也。庄宗之乱，晋高祖以兵趋夷门，而后天下定于明宗；后唐之亡，匈奴破张达之兵，而后天下定于晋；匈奴之祸，周高祖发南征之议，而后天下定于汉。故唐灭于晋，晋乱于匈奴，而汉亡于周。盖功臣负其创业之勋，而匈奴恃其驱除之劳，以要天子。听之则不可以久安，而诛之则足以召天下之乱，动一功臣天下遂并起而轧之矣。故唐夺晋高祖之权而亡，晋绝匈奴之和亲而灭，汉诛杨邠、史肇而周人不服，以及于祸。彼其初无功臣、无匈奴则不兴，而功臣、匈奴卒起而灭之。故古之圣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资而不用，有可以乘天下之势而不顾，抚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此非以为茍仁而已矣，诚以为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欲求天下而求之于易，故凡事之可以就天下者，无所不为也。无所不为而就天下，天下既安而不之改，则非长久之计也。改之而不顾，此必有以忤天下之心者矣。昔者晋献公既没，公子重耳在翟，里克杀奚齐、卓子而召重耳，重耳不敢入，秦伯使公子絷往吊，且告以晋国之乱，将有所立于公子。重耳再拜而辞，亦不敢当也。至于夷吾，闻召而起，以汾阳之田百万命里克，以负蔡之田七十万命丕郑，而奉秦以河外列城五。及其既入而背内外之赂，杀里克、丕郑，而发兵以绝秦，兵败身虏，不复其国。而后文公徐起而收之，大臣援之于内，而秦、楚推之于外，既反而霸于诸侯。唯其不求入而人入之，无赂于内外而其势可以自入，此所以反国而无后忧也。其后刘季起于丰沛之间，从天下武勇之士，入关以诛暴秦，降子婴。当此之时，功冠诸侯，其势遂可以至于帝王，此皆沛公之所自为而诸将不与也。然至追项籍于固陵，兵败而诸将不至，乃捐数千里之地以与韩信、彭越，而此两人卒负其功，背叛而不可制。故夫取天下不可以侥倖于一时之利，则必将有百岁不已之患，此所谓不及远也。

补之再拜。辱书以《国语》二事相切磋，甚厚。所援据通洽而议近正，又以知别后学问之益，殊欣喜也。然齐桓、晋文同功一体，皆仲尼之徒所不道。虽晋文入异，此但一事，未可言优于桓也，亦不当称周之盛德，以类其迹之近似者，以大重耳、子犯之谋而疑后世。凡圣人所以与霸者，非与其假仁义也，与其假仁义以成功而民赖焉。方其走狄避患，区区窃仁义之迹以图济其私，未足称于大君子之前也。亡人从者，其文义可观而士溺焉。若进疑于岐山、盟津，退不失为季札，则僭且不类甚矣。岐山、盟津，来书所谓拟人必于其伦者，此甚不可。若退为季札，则非重耳之本心也。岐山去国而成国无豳岐之异，夫何所待盟津？以国为天下，退修德以待之，非诸侯公子失国反国之比。又重耳以谗出逃父之诛，不与奚齐、卓子争立足矣。国人自杀奚齐、卓子，国无君而己义嗣，入可也，胡为乎委幼且不肖之夷吾，以敝晋而流祸如此其酷哉？若曰桓讨子纠，则高梁之事与生窦奚辨？壮舆其未之思耶？凡补之为此论者，以樀夫假仁义之微情，使当其分而止，不欲使夫谲甚而疑圣也，岂善冀芮之谋以子犯为诚不及者哉！以谓「夷吾亦晋嗣，苟可以入而存国，虽走梁而援秦，奚不可」者，卒其不与夷吾，则入晋而不能善晋也。苟善晋，《春秋》亦将与之。使桓、文徒窃仁义之名以济其私，而其成功，民无所赖，则《春秋》犹不与。《公羊》论享国长短，美见未见，固非是。要之，《春秋》随事褒贬，无始终善者也。其曰实与而文不与，乃补之犹反是。圣人于齐、晋，皆文与而实不与。实不与者，以其假仁义；文与者，无王不得已也。孟子谓彼善于此为至论。壮舆疑于王迹，则假者之情后终不得而诛矣。又荀息事，始意壮舆许息之死，再得来问，乃与补之论其悖者无异。荀息，世未有知其非者也，独吾两人非之耳。凡小人之事主也，生则阿其欲以蒙利，死则择利而背之。荀息阿献公之生，罪也，死则曰虽无益也，将焉避之，是岂小人之所能哉？故后世惑焉，以其复言乱信义之实。而《左氏》述其忠正，《公羊》类夫仇孔，非壮舆卓然自信，几何不须而靡也。召忽死子纠，天下不称其是，亦不诛其非，始无善而终无恶也。荀息死奚齐，论者至今谓夫疑于信义也，否则荀息何足议哉？虽然，荀息愚不幸，既许其君以死矣，至于不济。壮舆以谓宁死而不贰之为良，抑贰而不死之为是。将死与不死，于荀息无轻重，皆不可也。天下固无皆不可之义，壮舆必能处之矣。惟其要终之义，不足以救初之恶，与其苟免如犬彘，则死为可进。故补之以谓进荀息以甚苟免之祸，知宗元为学《春秋》而通者。不然，则可以死如召忽，可以无死如管仲。要其终，义所在何如耳。张禹、李绩蒙丧邦之旧，事与荀息类。而禹、绩皆不死，为愧于荀息。若曰汉、唐事，禹、绩不得预其祸，则狐掘之必狐埋之，己首祸而身不预，则何如？馀非面不尽。补之再拜。

晋桓、庄之族偪，献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则群公子可谋也已」。公曰：「尔试其事」。士蔿与群公子谋，谮富子而去之（富，彊者。）。又与群公子谋，使杀游氏之二子。士蔿告晋侯曰：「可矣。不过二年，君必无患」。晋侯围聚，尽杀群公子。

右庄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士蔿对伐虢事言：「礼乐慈爱，战所畜也。夫民让事乐和，爱亲哀丧，而后可用也」。何其贤哉！贤者而谋人之国，则必以其道。若患公族之偪，则有道以裁之矣。而无故教其君以灭宗党，戕支伤本，如是以为彊宫室耶？实弱之矣！献公知患其族，而不知患其子，身死而诸子争立，祸流晋邦，申生缢，夷吾、重耳奔，而奚齐、卓子其爱子也，皆为世大戮。盖其事好还也，非天启文公，晋其可望血食哉！来俊臣辈教武后诛唐宗室，而后亦不自戕武氏党，故士蔿之罪深于后人。

晋侯使士蔿为二公子筑蒲与屈，不慎寘薪焉。公使让之，对曰：「寇雠之保，又何慎焉（云云。）」？退而赋曰：「狐裘尨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

右僖五年。士蔿始劝晋侯去桓、庄之族，群公子皆无罪而以为戮，晋公室已弱矣。晋侯惑骊姬，欲去申生、夷吾、重耳，故为二公子筑蒲与屈。士蔿贤乎，当谏其君无疏诸子自启祸，不然，知三年必将寻师焉，则无筑可也；筑而不慎，坐观晋隙，若非己任者，而退有后言，以谓「一国三公」。夫晋之宠者，不惟奚齐、卓子乎，而二公子何预？为臣不忠，慢君误国，其罪大矣。恶后之人昵其浮词而不要其衷，故辩之。

三代以仁义取天下，本于救斯民，而非以位为乐也。齐桓挟尊周以自私，败商周之常经，而开争夺篡弑之祸，其流既惨矣。秦合天下以奉一人，恣其所欲为；陈涉因斯民之不忍，徒手大呼，而刘项藉之以起。沛公号为宽大长者，三章之约足以动天下而入其心，宜本于为民而起矣；方其穷时，纵观秦皇帝，叹曰：「大丈夫当如此」！其意岂出于为民耶！天下既定，周防曲虑，如一家私物，此岂三代公天下之法耶？唐太宗与刘文靖之谋似矣；与其父谋所以免祸，而迫胁以从之，何其舛也！尊隋之举，代王之立，殆若濯泥于水，而明白洞达之事，仅能以九锡归诸有司耳。其所以守之者，又密于汉，则其义岂足自附于三代乎？然而国祚之久长，斯民之爱戴，曾不减于夏商，何也？民不可欺，则其取守之道必有可言者矣。

昔者生民之初，类聚群分，各相君长。其尤能者，则相率而听命焉，曰皇曰帝。盖其才能德义足以为一代之君师，听命者不之焉则不厌也。世改而德衰，则又相率以听命于才能德义之特出者。天生一世之人，必有出乎一世之上者以主之，岂得以世次而长有天下哉！以至于尧，而天下之情伪日起，国家之法度亦略备矣。君臣有定位，听命有常所，非天下之人所得而自制也。朱均之不肖，非如桀纣之足以亡天下，而尧以为非天下之贤圣，不宜在此位，岂以法度定天下之心而私诸不肖之子哉！取舜禹于无所闻知之人而历试以事，以与天下共之，然后举而加诸天下之上。彼其心固以天下为公，而其道终不可常也。禹以为苟未得非常之人，则立与子之法以定天下之心；子孙之不能皆贤，则有德者一起而定之，不必其在我，固无损于天下之公也。汤以为天下既已听命于一家，而吾之子孙不择其可者与之，而使不肖者或得以自肆于民上，则非所以仁天下也；故或世或及，惟其贤而已。不幸而与之不当其人，则天下之公议，终不以私之吾家也。武王周公合天下之诸侯，使之小大相承，而方伯实总之以听命于天子，天子不能以一人之私而制天下也，故定立嫡之法以塞觊觎争夺之门，而君臣之定分屹然如天地之不可干矣。此岂一世之故哉！秦以智力兼天下而君之，不师古始，而欲传之万世，使天下皆疾视其上，翻然欲夺而取之，势力一去，则田野小夫皆有南面称孤之心。竞智角力，卒无有及沛公者，而其德义又真足以君天下，故刘氏得以制天下之命。使刘氏不有以大异乎天下之姓氏，则君臣之分犹可干，而三代之统绪未可继也。周防曲虑，岂其将以私天下哉，定于一而已。曹孟德一有私天下之心，而天下为之分裂者十馀世。及李氏之兴，则犹刘氏之旧也。彼其崛起之初、眇然一亭长耳；其盛者不过一少年子弟；安知天下之大虑，而勃然有以拯民于涂炭之心！三章之约，非萧何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乱，又岂刘文靖之所能发哉！彼其初心未有以异于汤武也，而其臣凡下，无以辅相之，虽或急于天位，随事变迁，而终不失其初救民之心，则大功大德固已暴著于天下矣。孔孟以天下之贤圣而适当春秋战国之乱，卒不得行其道以拯民于涂炭者，无其位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又曰：「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苟诚其人而欲得其位者，其心犹可察也。使汉唐之义不足以接三代之统绪，而谓三四百年之基业可以智力而扶持者，皆后世儒者之论也。世儒之论不破，则圣人之道无时而明，天下之乱无时而息矣。悲夫！

汉高祖起布衣以争天下，及大业既成，而父兄故无恙也。然尊之封之，皆有所感而后发，而或者犹置馀忿于其间。唐之太宗既已一切委命于父兄矣，己未、庚申之变，岂人道之所可安乎？舜之于瞽象，周公之于管蔡，未必有其道矣。岂圣人之事不可复见于后世，而天下冒冒然以强弱小大相为雄长，而彼善于此者亦可以一天下而归之正乎？人道之不灭者几希矣！精微委曲之际，处其所不可处以待圣人之复起者，固不可以无论也。

匹夫不阶尺土而有天下，此天地之大变，而古今之所无也。彼岂有熟讲素定之规模，而其臣相与把手以奋起草莽之间，又岂尝学古以从事哉！仁义礼乐，先王所以维持天下之具，既已一切尽废，而利害缓急迫乎其前，则裂土定封无所爱惜。至于著在人心不可泯灭者，或有感而后发，或因以泄其馀忿，亦其势然耳。嗟夫！此岂可谓非天哉！自黄初以来，陵夷四百馀载，夷狄异类迭起以主中国，而民生常觊一日之安宁于非所当事之人。人道失其统纪，而天地几于不立矣。此非有超世迈往拔出之英豪，安能扫地以求更新乎！太原之义旗一指，而天下靡然知所向矣。高祖以父而主之可也，建成独可以常法嗣之乎！据非所当得，而又疾其当得者若不能以终日，此非天诛之则人杀之耳。天未尝不假手于人，是以太宗抽矢蹀血，忍于同气，犯天下不义之名而不恤。彼其心以为是天实为之，而非吾过也。天人之厌乱极矣，岂其使建成元吉得稔其恶以自肆于民上哉！人心蔽于自见，而天命不知所归，是治乱安危之大几也。昔者周公盖忧此矣。孺子离襁褓宁几时！而武王疾且病，周公惧其事之不可继也，至诚委命于天，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武王得以延数年之命，而孺子可辅以立。他日管蔡之诛，为天下诛之耳。要以使天命即于人心所可安之地；不然，则吾心岂能尽白于天下，而何以为后世训乎！天命之所在，若决江河，故「檀车煌煌，牧野洋洋」，虽圣人不敢以疑贰之心而承之也。顾其所以先为之地者至矣，人欲谋我，而我亦谋之，是以乱易乱也，而其地安在哉！虽其决于承天命以脱民于涂炭，有足自解者，而终不即于人心之所安，至今论者犹不安之。嗟夫！此又可以尽归之天哉！

三老董公以仁义遮说汉高帝，而三军始为义帝缟素，项氏不复能自直于天下。名义之不可负盖如此。儒者正名之说，虽起于管仲之尊周，而自汉以来，则以此举为明验矣。然人为万物之灵，而仁义智数盖不可以杂而行也。不出于高帝之诚心，而欲以欺天下，则名义乃自外来乎？故三军缟素本足以纳侮而不足以形敌，然刘项同受命于义帝，坐视同列之贼其君而不问，则举世皆不复知所谓人道矣。是三军缟素而大义始明，高帝定天下之机，无乃真在于此乎？合内外而论之，宜必有以处此者。

晋奚齐义不足以君国，圣人书以为君之子；而卓子则书君者，里克君之也。秦以夷狄之智兼天下，其亡楚尤为无道，盖天下欲共亡之久矣。况当天下溃乱之时，盖不必用怀王以从民望也。项氏君之，而诸公皆禀命焉，则其君之者非一人矣。利其为名则君之，不利其实则害之，自立自废，各从其私，是君臣无定位，而以强弱为轻重；率天下之人如驱群羊，是非可否惟吾之所欲为，而人亦不得裂去也，其轻天下亦甚矣。董公者，发天下之公愤，而借高帝之力以扶人道于既绝者也。揭项氏之不义于天下，使天下皆欲援弓而射之，虽微高帝犹不可以自立。盖董公之遮说，几于孔子沐浴之请；而高帝之义，吾不知其何心也。故孙权之自立，非义也；使魏氏不得自正于天下，则人道不至于尽废，虽圣人不得而明权之非义也。

三代之初，必以封先圣之后为急；而论功行封，犹待其定也。至周则大封同姓于其间，为国五十有三，而犹未以为慊。武王周公固非以天下为己私者，天之立君，岂为姬姓而设乎？汉兴，患异姓之强大，而大封同姓以镇之，其道盖本诸此矣。七国同时举事，黥彭之患，不如是之并也。诛锄刬削，至于分裂以各王其子弟，同姓湮微，而后族之祸又成矣。圣人之立法，本以公天下，而非以避祸乱。心有亲疏，则祸福倚伏于无穷，虽圣智不得而防也。周汉之法，岂世变之穷而至此乎？合天下而君之，疏远之人何负于国家，而周以宗强，此果何道乎？不然，则汉诿之周，而周公其衰矣。

昔孔子论三代之损益可知，盖自尧之亲睦九族，积而至于周之大封同姓五十有三国者，亦其损益之可知者也。然其义遂穷而不可继。故《春秋》之诸侯以其子弟为卿者，圣人皆以弟书之，独于季友之来归，不系以亲，而书曰季子。盖其贤者则与众共之；其不贤者，圣人以为有国者之私其亲，而其义不通于天下也。此岂非参酌四代之制，以为万世通行之法哉！汉高帝与诸公共起草莽以帝天下，天下平定，诸公各已南面称孤，帝犹疑其不可尽信也，分王子弟以据其冲，而庶孽与其不肖者一切不问，庶几以为可自附于周家亲亲之义。而不知权势既成，虽亲者亦不可保，其可保者，惟其贤也。不思天下之公义，而用其谋国之私心，是非利害徇于目前，而使前后相矫，卒不得其正，祸乱相寻于无穷。不独汉氏为可悯，而魏、晋、宋、齐不能以是一日为安者，盖亲疏之义不明也。出其子弟之贤者，以与天下共之；其不贤者，养以国家之私。使亲贤参错，而祸福治乱一付之天下之公，而吾无容心焉。圣人之作《春秋》以待后圣者，盖如此。

项羽喑呜叱咤，千人皆废，而能恭敬爱人，自屈于礼节之士，其仁与勇可谓兼之矣。至于赏不妄与，岂不足自附于「惟衣裳在笥」之义邪？汉高帝乃饶爵邑以来天下之顽钝嗜利亡耻者，开国承家之初，而顾以小人先之，卒用是以胜羽，羽之目当不瞑矣。使天下有疑于儒者之道，其不自高帝始邪？

方三代之衰，闻诸侯脩德以兴矣，未闻崛起草野而皆有南面称孤之心也。当草昧之时，欲以礼义律之，智勇齐之，而不能与天下共其利，则其势必分裂四出而不可收拾矣。匹夫并起而争，此非先王之常势也。高帝能用是以合其势，而不能用是以一日为安。盖其初不能参用项氏之所长，以消伏异时党与摇动之心。此正陈平之所预见而深忧，而「开国承家，小人勿用」之义，何尝一日而废哉！盖田横之未去，郡国豪姓之未徙，四老人者伏于商山而不可招致，高帝虽死而目不瞑也。异姓诸侯王之忧，特众人之所共忧耳。《易》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圣人其知之矣。

周、召、毛、毕，实佐文武以有天下。成康即没，王朝之公卿往往皆诸公之子孙族属。比闾族党之贤，脩身饬行以自见于斯世者非一人，其卓然者，岂不可与诸公之子孙族属共执国政哉！然而位终不得过大夫。人才之特起，不幸而非世家，则不得以任公卿之位，此果何法也？《春秋》讥世卿，而人才之特起者终无一人得附见于册书。虽圣人之法，亦不免随世而立欤？汉高帝与萧曹诸公共起而亡秦，天下既定，非尝更当时之事者，不以任公卿也。贾生特起之才，天子明知之而不得用，非独绛灌之专其宠利也。然公孙弘自海濒而登宰相，则天下自此多事矣。唐太宗虽以房杜为宗臣，而天下之贤者始杂取而用之，然其后遂无世臣之可倚。更任迭用，虽贤君亦不克其终，岂君臣之际无终始之义，则其势必至此邪？然合天下而君之，而独私于共事之臣，宜非圣人之公道。而周汉之法，果可为通行之法乎？

君臣，天地之大义也。君臣不克其终，则大义废而人道阙矣。此岂苟然之故哉！方天地设位之初，类聚群分，以戴其尤能者为之君长，奉其能者为之辅相。彼所谓后王君公，皆天下之人推而出之，而非其自相尊异，以据乎人民之上也。及法度既成，而君臣有定位。舜命夔以典乐教胄子，盖欲其君臣相与世守之，以达天地之大义。三代既以世次而有天下，其相与肇造人纪而维持其国家者，亦欲其代脩祖父之业而君臣相保，与国无穷；使天下之人有所观仰爱戴，而不敢窥伺其间以觊幸国柄，横生意见，紊乱纲纪，使天地大义有所废阙，而厌故喜新，败亡相寻而不悟也。惟其子孙族属举不足以当贤者之选，而后广求天下之贤圣，以庶几于一遇，而中接坠业，不敢有加焉，如高宗之于傅说是也。此岂君臣之常法哉！孔子之作《春秋》，其于三代之道或增或损，或从或违，必取其与世宜者举而措之，而不必徇其旧典。然于君臣之大义，未之有改也。其讥世卿，盖讥其不择世臣之贤者而用之，甚者遂使世其官，而人人轻视其上，皆有掩而取之之心。其势必至于君臣之不相保，故惓惓于一世之贤者，悉使之附见于册书。如蔡季、纪季、楚屈完、齐高子、鲁季友、叔肸、宋子哀之徒，往往非公族则其世家之旧也。使皆得若人而用之，则何厌于世臣，而欲求天下特起之贤于不可知之际哉！至于死生恩礼之厚，而适遭变故，或不以其道终，则正色书之，而无间于曹莒之小国，所以究极天地之大义，而明示之后世者也。故孟子以为故国必有世臣，至于不得已而后使卑踰尊，疏踰戚，然犹必取其国人皆曰贤者。由此言之，岂乐于君臣之不相保，而新故相易以求快一时之耳目哉！战国朝暮反覆之祸，盖起于君臣之不相保也。汉高帝以匹夫而有天下，视平时之等夷无非可疑之人，故其臣不自保其首领，而天地之大义不复明矣。然犹不使后生新学得以参乎其间也。唐太宗则参而用之，更一世而尽忘其旧，甚者朝为君臣而暮为路人。故以势相临，而不复以恩相保，缓急无一人之足依，而方顾望草莱之贤者以为己用，岂不殆哉！惟我本朝，于天下之贤者必使之扬历中外，养其资望，而后至于大用。故其人往往足以重人之国家，而子孙习识其本末源流，家世守之，至于一二百年而不替。呜呼！是天地之大义，而非君臣之私恩也。天下不能皆特起之贤，则超举显擢岂可率以为常乎？朝暮不相保，则是弃爵位于草莱，大义废而天下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