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淳熙七年六月壬午朔二十日辛丑，弟具位某谨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贤良承务九兄之灵曰：呜呼兄也，其尚得闻此言也耶？七兄之亡，吾兄弟相涕恸哭，噫喑太息，口不绝声，诚以陟岗之爱隆，而同胞之义切。少壮相守，黄发为期，半道摧折，是诚可悲。己惟亲年益高，重以此变，触目凄动，亟命某逆张氏妇于左绵，归见祖庙。某强应诺，顾灾祸方新，意耿耿不乐为此行，迫于亲命，御痛即涂。暨抵左绵，甫信宿而得八兄书报，兄自某违去，晚遂得疾，某以端午日离家，而兄以十一日遽至大故也。呜呼哀哉！天乎，何夺之速，而至于此极也！何元昆鸾铩之未几，而强季凤去之复亟也。惟兄笃于孝友，方视某束檐之初，虽暂睽隔而憾惨增剧。送某及门，默然含辛，某亦徘徊顾瞻，相视流涕。呜呼！某当是时，苟能力告父母，以未去侧，犹庶几获留，而因循佁儗，竟惮发口，此其为罪，杀身何赎也！呜呼！七兄名立官（下阙六字）多应酬，惟其与兄，则如左右手，未尝跬步相离去，情之（下阙八字）。所不能尽知，而某与兄独得于心者，未易一二言也。岂谓兄之病也，某乃不得侍其饮食药饵，而死也又不得具其棺椁衣衾。琅琅之音不获闻，刻骨之恨，至于没世不可磨矣。兄之天资颖异靓深，美秀而文，身兼数器，高拔不群。凡世之人专专嗜书，则于家事罔克遍举，虽郑康成所以能成其业者，亦为父母昆弟所容。惟兄服劳干蛊，纤悉曲尽，退而讲习，则旁搜远绍，洞幽彻玄，虽老儒经生有所不能逮也。凡世之人，孜孜劝艺，则于时务必不兼通，虽高仲舒多识古事，而于今则有所不知。兄种学绩文，涵滀演迤，至论当世之故，则谙练通达、烛照龟占，虽久宦游，有所不能及也。挟瑰玮之才，备纯固之行，充之以正大之学，谓虽暂屈，必将踔厉风发，霖雨于四海，而某之钝顽，亦得依乘辅翼，策名其间。呜呼哀哉！青灯夜窗，兄之所以语我者何如，而今乃遂弃某而死耶！已矣，风雨不渝，宁复对床之约；池塘未改，永无「春草」之诗。睽违数辰，俯仰千古，功名之念，自叹离披。棠□之欢，并成萧飒，戢恨饮泣，谁知此心！惟兄盛年，厥闻鼎钟，名公钜卿，见者歛容，折节倒屣，愿交下风。其中知兄为深，相期以共由斯道者，惟玉山汪先生、莆田龚公为然。玉山以文学道德，师表一世，兄最推仰。龚公虽□者，然所为未尽合古，兄以不快之，而犹望其可与有为也。亡几何，汪公捐馆舍，而龚公坐忤权贵，亦斥死岭外。兄每叹息于邑，强起应书，卒见排摈。归志浩然，不以芥蒂，名声愈高，而素守弥坚。清议愈归重，而流俗之躗言，则有所不必问也。呜呼！兄虽不遇，而五十篇之文烂如日星，盖已荐之宸扆，仰备乙读，天子至以神笔钩纂，宣谕辅臣，欲有所举行。而家君奏事殿省，金口奖励，备极优渥，中外竦听，日迟朝阳之鸣。而或者忌兄名高才周，必将大有所撄拂，逆设机阱，俾不获伸。呜呼！不伸于一时，必伸于万世，又安知后来不寻诸故府，如主父偃祖贾生遗策而行之也？吕伯恭尝与某言，兄之此文，备学术之正宗，而曾子固、陈君举以谓渊源皆自元祐，殆无一字颇僻。呜呼！兄之胸次，固何但此？风雷变化，百未一施，而韬光欲辉，长返滨漠。无乃名在绛阙，职列丹台，如王平甫之往灵芝宫耶？仲纯甫之主长白山耶？不然，岩岩清峙，廊庙之具，天既生之，若将有意，而胡遽夺之也？兄约斋之文，凡两大编，暨未来南时，少作一篇，所著《储范》，及长，《形势录》等书具在箧笥，心画绚烂，宛兮如新，抚玩兴慨，不觉长恸。昔江南李泰伯自次其文曰：「天将寿我乎，所为固未止此。不然，亦可藉手以见古人矣」。兄年三十有三，云升川增，横放高鹜。使极其所如往，泰伯岂足为兄（下阙五字）。何特语言文字而已哉！而某之愚，则谓后之君子，因其（下阙九字）。编者犹可昭示无穷，以慰余在原之思也。少暇当第其卷帙，以书告翰林周公，为之序篇，且属庐陵刘子澄为之后序，兄其以为可乎？呜呼！七兄之终也，门户之寄犹赖有兄，兄随以亡，某何用生？然所以犹强颜茍存，未即殒越者，实以父母既老，而两兄之所以望我者，犹欲竭力奉承，不敢失坠耳。嗟嗟季修，今其死矣，某其不复进为于世矣。纵或时运可为，亦将悒悒鲜欢，无与共斯乐者矣。又况某之迂拙疏介，与俗多不合耶！是诚不若退而求志，自放于山林之为愈也。呜呼！爰自今春，荆州即世，兄太息于邑，如汪、龚死，而时加戚焉。往往兄弟群居，谈笑叠发之际，兄独怛然不怿，某以是知兄忧世之心，虽适丁时命大缪，犹万一冀道之可行。而平生心交，川逝飙驶，宜兄之不能忘怀于此，而兄之心，岂为富贵利达而言也？方欲为文吊荆州，而七兄病，七兄病亡，而兄复继之。呜呼，天乎！椓丧贤哲，而剪灭善良，岂消长之循环，抑存亡之有数？宁独兄弟钟孔怀之戚，抑亦朝野兴殄瘁之哀。反覆思惟，犹恍以疑。谈辞如云，妙质秀眉，矍然意兄之复起，而忽不知死生之异路也。呜呼！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惟某知兄，惟兄我知。怅斯人之永已，悼再见之无期，仰歌鹡鸰，苦泪双垂。浮云为我阴，鸣蝉为我悲。呜呼噫嘻，天实为之，理不可推。从已三岁，肌肤玉雪，咿哑学语，兄最怜爱。应生甫六十日，眉目如画，实为英物。兄辛勤一生，赍志没地，歛福垂裕，倘在此儿。若乃抚视煦育，以待其成，教之诲之，俾他日嶷嶷有立，则某之报兄者，庶其在此。呜呼哀哉！泪有尽而痛无穷，言有穷而情不可终，兄其知之耶，其不知之耶？尚飨！

鲁桓公六年子同生，以子与公生日同，故名曰同。后汉郑玄生孙，与玄年同，名曰小同。夫以桓公之子为同，则玄之孙为小同矣。父子祖孙之偶同也，古人以之纪名，以见其重同也如此。庸斋先生手植庭竹，岁在大壬辰；其孙国器植竹于其地，为小壬辰。兹固伪同尔，抑若有数。然后庸斋六十年，竹与主人化为青宁久矣，后人重植不于他物，必于竹，植竹不于他日，必于此年，非无意也。非有老成能言者识之，虽子孙不知其然者，此岂与寻常所偶同者比哉？昔人有见其祖故坐磐石，辄泫然涕下，况乃翁三径，常与二仲游息者乎？感物怀人，故宜诸孙之眷眷不能忘情也。国器赋诗识感，与其昆玉及其朋友载赓，凡若干篇，求余说，遂为之书。

天下之学而可齐以法，固无有也，学之兴废，系乎时之好恶则有焉。昔者《春秋》为经一，而传者三，师徒异论，父子异说，世主惑于其间，天下从而取舍。是以武帝好《公羊》，则《谷梁》废；宣帝置《谷梁》，则《公羊》亦诎；左氏之书乃不为世用。及刘歆、郑众、贾逵、陈元辈辨析是非，折以中道，然后三家之学并行于汉，而传习至今不绝。方其舍而不用，与其取而立之，特一时之好恶耳，未能破碎大道，败坏风化也。今则不然，六经之旧说，先儒之所讲解，多士之所宗师，朝廷之所崇信，凡立于学官者，一切摈弃，以为无取，而乃独伸一己之私见，力毁万世之公议。一夫倡于前，百夫和于后；百夫倡于前，万夫随而和之。虽亦出于世俗之好恶耳，而于大道有破碎，于风化有败坏，此君子之所深忧也。夫《易》者，生于数，而成于变化，圣人所以尽三才之理也。其吉凶祸福、进退得失之涂，其安危治乱、否泰消长之势，其隐则造于几微之先，其显则立于神用之表，乌可以七八九六之数言哉？是故刘牧以数解，不若辅嗣以用说也。《诗》者，出于性情，因人之善恶而形之言也。日月星辰、风雨云雷霜露、山川草木、鸟兽虫鱼、衣服器用，或目之所触，或意之所寓，茍可藉之以为言而谕人者，莫不备有。方其为言也，何暇考合于名数制度而后言哉？是故康成以礼求，不若毛公以意得也。然则《易》以数解，《诗》以礼求，犹不能知其旨，而况以字说乎！字之大本，莫过六书，引而伸之，触类以长，而天下之字，尽在是矣。一字不足以言事物之义，则至于数字；数字不足，则至于百十；又不足，则至于千万句。字者所以成文，文者所以言义，安有一字而能言事物之义哉？且字有体也，有用也，今夫以健言《乾》，以顺言《坤》，以止言《艮》，以动言《震》，以入言《巽》，以丽言《离》，以险言《坎》，以说言《兑》，则可也，凡可以一字之义测，皆其体也。何从而为《乾》，何省而为《坤》，则一卦之用，六位之变，固未之尽，况乎造化之馀蕴，神明之妙用，而欲释以一字，是犹以寻丈之竿而测沧海也。成功告神谓之「颂」，立政垂法谓之「雅」，系其国俗谓之「风」，指物明事谓之「比」，取譬申义谓之「兴」，兼总辞体之用，丁宁反覆，务尽其情而不厌，一篇之中屡致意焉谓之「赋」。故《桑柔》之作凡十六章，《閟宫》之一章凡三十八句，如此者，安可以一字为解乎？昔人说《尧典》数字之文至数十万言，班固以为癖儒之患，盖破碎大道，学者深蔽。今乃区区求考于点画从省之间，则破碎又甚于「曰若稽古」之说也。且上所好恶，风化治乱由乎此出。昔晋之公卿徇其宗尚，终日驰骋于冲寂虚旷之域，若乘轻舟以适江湖，泛泛然自得而忘归。其于天下国家之实，不一语及焉，其视生民，盖亦尔我而已。故奸雄伺隙而起，则无术以救，终之覆亡坏灭，流祸数世。迹其由来，盖王衍、王导辈为罪之倡。今之解经者，不以庄则以列，不以佛则以老，浩乎其无涯，冥乎其无心。指鬼神之情状以言乎分义，推有无之体用以及乎政教。三纲五常之所先，君子之所取以守，人伦之所恃以安，一切置而不议。旷日持久，则安危治乱之任，其谁尸之？西晋之风，将复见矣！此君子所以深忧而不能已也。安得循理知变之士，与之言学哉！

问：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也。观其时，穷其变，赜之以吉凶，推之以进退，天道人事，其相参乎！何以周公《履》而不处，仲尼《需》而不进？《明夷》之六五，利箕子之贞；《既济》之九三，见高宗之伐。文王之德，居《升》之四；仲尼之志，当《革》之初。索求义象，而质以圣贤之迹，兹有望于彊博也。

问：《六月》，宣王北伐之诗也，历序《小雅》废缺，为变之始，则厉王之诗，不列于《小雅》明矣。《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皆刺幽王，郑康成以为刺厉王之诗，学者惑焉。夫康成之于《诗》，造其蕴奥也，其说非妄也。诸君宜辩之。

问：三代之政，各有所尚，故忠、质、文循环为用，以救其弊，推其损益，而百世可知矣。然则圣王之垂统御极，必鉴观物理，参验势数，量揆叙以建治体，使元元之生，归于中和之域而后已也，岂可泥于循仍而昧于适变哉？国家刬五季乱本，造四海大业，百馀年间，号安平矣。教化所渐摩，法度所处制，其所尚者何也？远稽三王之道，近抚当世之务，则所损益者，又宜何如而可以济于时耶？诸儒固尝极虑于此也。敢问其略，无让焉。

问：经者所以载道，而道者适治之路也。士之穷经探道，而有志于从政者，岂区区章句而已乎？必能推明圣奥而适于用也。且《礼》有九经，《书》有八政，皆治道之要务，施之于今，无不可也。请条其目，而陈其效焉。

问：尧、汤水旱，必推之数也；《洪范》休咎，必归之数也。推之数则灾异生于自然也，归之数则精祲兆于有象也。国家仁厚之化，蒙被动植；太和之气，充塞方外，然而水旱有时而作，岂数之然耶？抑休咎亦有其象也？却众沴而来诸福，得无术乎？昔董仲舒、刘向父子、夏侯胜、谷永、李寻之徒，皆以经术推阴阳为儒宗，今之经明行修者，岂宜自谢古人而不言也？

问：四夷为中国患，虽三代之盛，亦所不免，故禦外备边之策兴焉。议者必曰：重任将，勤训兵，厚其储蓄。此其大略也。然则将以何道而任，使之必胜？兵以何术而训，使之不骄？储蓄以何法而积，使之不困于民？愿毕其说可也。

天之生斯人，均是一气也。而人之有生，何其纷纷而不一乎！或聪明睿智而为圣，或修慎饬励而为贤，或顽冒庸妄而为愚。是三者，自孔子、子思、孟轲、荀卿、扬雄、韩愈皆为之说，学者尝闻之矣。孔子以为性相近，习相远也；子思以为天命者性，率性者道，性自诚而明，教自明而诚也；孟轲以为性之无不善，如水之无不下，人性善也；荀卿以为待礼义然后治，待师法然后正，人性恶也，其善伪也；扬雄以为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性混善恶也；韩愈以为上者就学而愈明，下者畏威而寡罪，中人介上下之间也。性之为性者一，而说之如此，则学者将谁适从乎？舍孔子、子思、孟轲之论，亦莫之从矣。所谓性之相近，而习之相远，命之为性，而率之为道者，是性之可为善也。性之可以为善，信乎如水之无不下矣。非孔子、子思、孟轲之论，将谁从邪？昔之时，有以博士之学而言及于性，索求其端，而合于孔子、子思、孟轲之论者，可取以为性之说也。《抑》之诗有曰：「荏染柔木，言缗之丝。温温恭人，维德之基」。康成释之，以为柔木可弦为弓，言人内有其性，可以为德。此岂非善言性者耶？方其禀之于冲和，根之于至静，寂然而未动也，则贤之性亦近于圣之性，愚之性亦近于贤之性。及夫天理一动，七情相交，则遂以岐分而派别矣。或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或勉而后中，思而后得；或不勉不思而无中无得，故谓之远也。恻隐之心，我固有之，推之足以为仁；羞恶之心，我固有之，推之足以为义；辞让之心，我固有之，推之足以为礼；是非之心，我固有之，推之足以为智。安有性之不可为德哉！自非圣人，必修之而后能也。康成之言，诚有合于孔、孟矣。

臣等伏见河北提举常平广惠仓王广廉，近至京师，倡言青苗新法已晓谕河北，取三分之利。又闻制置条例司欲取其法行之天下，臣窃以为过矣。臣略闻其歛散之法云，下户恐其负之，不敢辄给，其上户则十有七八愿者。若尔，则与立法之意相违戾矣。新法以摧兼并、惠贫弱为意，而下户不及，又以赡上等之有馀，则是助大贾蓄家以乘民之不给也，何以为轻重盈虚之术乎？况朝廷诏令云，凡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歛补助，裒益多寡，而抑民豪夺之意也。今才数月而取利三分，则与诏旨甚相乖戾。异时奸吏旁缘，与聚歛之臣刻剥日滋，则虽倍称之息，未可知也。刘歆为新莽开赊贷、设五均，其弊至于亡国，但云计赢所得受息，毋过岁什一。《周礼》：「凡民之贷者，以国服为之息」。康成之注，亦引莽制以为解。今使人什三，则又过亡新二矣。既许其一岁再贷，则其息遂至于什六，下何以堪之哉！《诗》曰：「曾是掊克，歛怨以为德」。以陛下之睿圣，有意于三代之隆，若生财有道，用财有节，臣恐天下之财，充牣委积而不可胜校。而广廉小人，造端以笼天下之利，一旦生民重赋至于无聊，而怨及于上，为害岂浅哉！臣愚伏望陛下寘广廉于理，可惩擅命之吏，明诏有司，推法之本意，谕所遣提举官，勿以强民，一切随其所愿。倘蒙圣慈昭然辨其难以遽行，止且试之河北、陕西数路，不胜幸甚。天下至大，生灵至众，不可以仓卒治也。

《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已上十二字，依《北堂书钞》一百一加。《连山》，《书钞》作「厉山」）。古文《尚书》旧有四十五卷（案：《汉志》作四十六卷）为十八篇（句有脱误。《汉志》作五十七篇，师古引郑玄《叙赞》云「后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则此当云五十八篇。）。古袟《礼记》有四（《汉志》作「五」）十六卷。古《论语》二十一卷，与齐、鲁文异六百四十余字（「与齐下十一字，依《经典释文叙录》加）。古《孝经》一卷二十章（《汉志》作二十二章），千八百七十二（《汉志》注作「一」，《意林》与此同）字，今异者四百余字。嘉论之林薮，文义之渊海也（《御览》六百八）。

臣窃见制置三司条例司画一文字，颁行天下，晓谕官吏，使知法意，其凡有七。至于论歛散出入之弊，分城郭田野之民，忧将来之陷失，其利害灼然，人人所能知者，臣皆请置而不论。至于援引经谊，以傅会先王之典，防微杜渐，将以召怨贾祸者，臣得极为陛下陈之。其条有三，谨具如后：

一、新法云：《周礼》泉府，以谓民之贷者，有至二十而五，而曰国事之财用取具焉。今者不过三分，即此贷民取息，已不为多。今常平之物，不领于三司，比周公之法，乃不以取具国事之财用，故云公家无所利其入。臣窃以谓周家纲纪天下，其法至密，小大详略之设有条，本末先后之施有序，所治大者不领其详，所当后者不先于本，故其法始于治地，而其效至于天下，无一人之狱。此其积累，乃自于文王、武王、周公三圣人者，上取尧、舜、夏、商之遗法，损益弥缝之，至是而始备。呜呼，其亦难成矣哉！周之法如此其详且备矣，民之养生丧死者，既已无憾，则又虑夫祭祀、丧纪，与夫不可知之乏绝，故为之立赊贷之法，以阴相之，所以备民之艰难，而示弥缝之至也。以其时考之，宜若四民皆有作，而无一人得为惰游之民者。今《天官》九职，「其九曰閒民，无常职，转移执事」。则是周法虽密，而先王亦恐其疏而或有脱焉者，故又设「閒民」之职，以待转移之人，亦犹赊贷之所以待非常也。赊贷者，不可以徒予，必使以国服输息，盖又寓勤生节用之意，以俟其怠惰者耳。若夫国事之财用取具者，盖谓泉府所领，若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有买有予，并赊贷法而举之焉。若专取于泉府，则冢宰九赋之类，将安用耶？至国服之息，说者不明先郑、后郑各为一解。康成曰：「于国事受园廛之田，而贷万泉者，期出息五百」。则是一岁之中，贷钱十千，而出五百之息，是为一十而一矣。又曰：「王莽时，民贷以治产业者，但计赢所得受息，无过岁计什一」。则是莽时虽计多少为定，及其科催，唯据所赢多少。假令所贷百千，岁赢十千取一千，五千取五百，是计赢所得受息，无过岁计什一也。康成虽引载师园廛为比，然卒以莽时为据，其意盖为周制亦当尔也，不应周公取息，反重于王莽之时。夫以王莽贪乱败亡之法，尚不至于以本计息，柰何谓《周礼》太平之制，而取息之厚乃至是耶？况载师所任，自园廛二十而一，至漆林二十而五，其征五等，而漆林之征最重，以其末作妨农，所以抑之，使归本邑。今以农民乏绝，将以补耕助敛，乃欲二十而五，以比漆林之征，则是为本末者无以异，与《周礼》之意相违甚矣。况《周官》载治法甚详，必欲举而行之，宜有先于此者。如赊贷之法，刘歆行于新室已不效矣，莽之亡虽不专以此，然亦取亡之一道也。故臣谓圣世讲求，宜讲求先王之法章明较著、已试而效者，推而行之，不当取疑文虚说，茍以图治焉。

一、新法将以振乏绝，抑兼并，此诚为天子者之所虑。然臣切以谓为此者，有施设次第，而其效不可以遽见。若乱其纪纲，倒其先后，而徒以振乏绝、抑兼并为意，则其治必不成，成必不久。何以言之？西汉之时，所患者诸侯地大过制，无不帝制而天下自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戴黄屋，至逆节萌起，内窥京师，此其势非止兼并之放恣、贫弱之乏绝也。然而贾谊处之，不过欲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晁错不知出此，以谪削诸侯之地，而致七国之祸，汉室几亡。其后主父偃卒用谊策，推恩分子弟国邑，而诸侯销弱，京师以尊。所谓安危之几，岂不在谋，盖谓此也。今以青苗细故，招天下之议，使老臣疏外而不见听，辅臣迁延而不就职，门下执奏而不肯行，谏官请罪而求去。若此，其事虽善，难以必行，况复疑文虚说，若前之云云者哉？臣闻夏之贡法，其传乃自尧、舜以来，可谓善矣。及周之世，不可行也，则变而为助。故《传》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若夫文、武、周公，岂固弃毁先代之法哉？盖时有不可行，人有不可强，不得不舍先圣而从近世，弃古法而徇人情。以舜之世而有苗不率，又以禹出兵而征之，其势如覆太山以压卵，然以益之一言，则还师而修德。以舜、禹之圣，犹不能无过举其所以为不可及者，以其能舍己从人，唯是之求也。今赊贷之法，用之于周，不过如贡法之善；论者之纷纷，又非止益之一言。然而牢闭固拒，从而为之辞，以必其所不必，何也？臣切忧奸邪之臣，乘人情之汹汹，争欲上章奏疏，动摇朝廷，外以钩直取名，内实结党连伍，小则希权位、窃贵势，大或怀不可测之奸谋。朝廷建法兴事，不与大臣正士为谋，而务排其说、黜其忠，乃使奸邪小人得骋其志，日夜增饰造作，而幸其有变，流传四方，骇动天下，甚非国家之福也。

一、新制以谓《周礼》国事财用取具于泉府之官，赊贷之息。今常平之物，不领于三司，专以振民乏绝，比周公之法，乃不以取具国事之财用，故云「公家无所利其入」也。臣切以谓箕子见象箸而叹曰：「必为玉杯」！其后果以奢泰亡国。孔子以谓为刍灵者为善，为俑者不仁。盖俑疑于人，而后世有用殉者矣。仁圣之防微虑远，其深矣乎！今以泉府不明之法，施于主上仁民爱物之时，虽云取息二分，将以广施散利，补助耕敛之乏绝。然臣切亦私忧，使者不皆得其人，州县不能深知朝廷之微意，而并缘为奸，聚敛希旨，则单弱之民，或受其弊。九重万里，何由察而知之？今者朝廷清明，法令备具，而将漕之臣迫于财赋之不足，州县之吏畏惮监司之谴诃，尚且公为掊敛，百出千名。朝廷明有取息之文，俗吏不能通知经义，则臣又切怀箕子之私忧与仲尼之远虑也。以陛下之睿明，天姿仁恕，推仁民爱物之心而创行新法，臣恐万世之后，失其本真，有剥肤椎髓应上之求者矣。则为玉杯以亡国，与用人而殉死，可不深防其渐欤！

右，臣所条三事，非欲与建议之臣争胜负辞辨而已，盖内竭区区之愚忠，外采众人之正论，不敢以虚辞滥说疑误天听。伏望陛下断以不疑，一朝罢去，毋使天下疑朝廷之为利，小人幸君子之道消。徐讲治法，跻世太平，非独臣之幸甚，实四海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