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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公行状(中) 宋 · 胡寅
 出处:全宋文卷四一八七、《斐然集》卷二五
建炎三年正之始,枢密使张浚荐公可大用,申命前除。
公辞,因致书宰相吕颐浩曰:「伏读四月八日赦书,首称遵用嘉祐条法,远方倾耳拭目,固以仁宗皇帝盛德大业跂望主上,而以魏国忠献辅佐勋绩,期于相公也。
夫嘉祐政事,其大要本于爱民,始于审谋,成于果断。
置宽恤司,诏均田税,募耕唐邓废田,收诸坊监及牧马馀田赋贫民,籍户绝田租,置广惠仓,出百万缗,赐诸路常平为籴本,弛江淮茶禁,通商收税。
提点刑狱,武臣守令治有善最者,使久于其任。
凡此数端,事方经始,必博采众谋,详究利害,立为条约,委曲周尽,故议成而举朝不异,令下而所至奉承,行久而弊端不见。
至于军政修明,戎行辑睦,六军耸听而骄惰革,边方震慑而暴横消,则其政事本于爱民,审谋能断之明验也。
今朝廷欲理兵政以强国,而官吏不知恤民以养兵,是欲稼之长而涸其水,欲木之茂而去其根,则与嘉祐本于爱民之意异矣。
至于众谋纷纭而国论未定,命令交错而民听未孚,法制数更而下不知所守,其与嘉祐审谋能断亦异矣。
夫审谋而不断,罔克有成,断果而不藏,必贻后悔。
相公深究嘉祐政事本末,专务爱民。
凡新旧法度与增添创置一切扰民之事,置司讨论,参稽众谋,穷极利病而后罢行,则政事可立,民心可安,军旅可强,雠耻可雪,宗社可宁矣」。
朝廷遣使诣公所居,诏州郡以礼敦遣。
寅时修起居注,上赐之手札曰:「卿父未到,可谕朕旨,催促前来,以副延伫」。
公以建康东南都会,上既在是而眷待如此,行次池阳,会闻车驾移驻姑苏,将踰浙而东,公重感疾,遂具奏而返。
是日亦敕下除公提举临安府洞霄宫
绍兴元年十二月,除中书舍人侍讲,公辞,因致书参政秦桧曰:「《春秋》大略贵前定,是故拨乱兴衰者,其君臣合谋,必有前定不可易之策。
管仲相齐狐偃辅晋,乐毅复燕,子房兴汉,孔明立蜀,王朴佐周,莫非策画前定,令出必行,故事功皆就。
建炎改元,圣主忧勤愿治于上,大臣因循习乱于下,国制抢攘,漫无定论,玩岁愒日,寖失事几。
于今五年,已极纷扰。
天下之事未有极而不变者也。
至于极而不变,则危者遂倾,乱者遂亡。
考今民情,尚未溃散,犹可更张,虽事几已失,无半古必倍之功,而危可复存,乱可复治,无倾亡之患必矣。
宜及时建白前定之计,振颓纲,修弊法,变薄俗,苏穷民,庶几观听有孚,以启中兴之兆。
《春秋》序正官名而纲纪重事责归宰相,盖位隆则所任者大。
上则启沃人主,经理朝纲,中则选用百官,赏功罚罪,下则兴利除害,阜安兆民。
仰而深思,夜以继日,犹恐有不得者,而暇省文书接词诉乎?
顷者,遵用元祐大臣奏议,合中书门下二省为一,而事不分决于六部,是循名而不得实,并与不并,无以异也。
宜及时建白,令列曹尚书各得专达,各辟其属,久于其任,责以事功,而宰执不复亲细务,庶几奸蠹消除,渐可为矣。
《春秋》以好生恶杀为心,犹于叛逆之党必诛而不赦,以用兵侵伐为戒,独于救患解纷,惟恐次止迁延而欲其速也,以此见圣人之情矣。
盖乱常毁则赦而不诛,则天理必灭,贼虐无辜,视而不救,则人道必沦。
故罪在五刑,上天所讨,大眚俱肆,《春秋》讥之。
苻秦之世,凡叛逆者必加原宥,终复失邦,措身无所。
比岁盗贼毒遍诸方,皆奸恶之徒乘隙肆暴,非迫饥寒,官吏不恤,弄兵潢池之赤子也。
而谋国者尽用招安,不吝浓赏,遂使军民倾心健羡,远近纵横,莫之能止。
宜及时建白,乘破李成、马进之锋,尽扫三楚绿林之聚,诛魁首,散胁从,庶几遗种馀民复得解衣而寝矣。
《春秋》贵守土疆,耻于丧地,戒于失险。
尚父周公以盛德大勋受封齐鲁,而俭于百里,虽列壤南面,而大夫必命于王朝。
方伯虽得专伐,而遣将出师必请王命。
昨建分镇,举河南、汝、孟帝都之地合为一镇,轻以授人。
若此类可疑一也。
废置僚属,事无待报,二也。
足食足兵,专征阃外,三也。
建康,栖东越,而以湖北为分镇,四也。
诏令已行,诚难反汗,然有应机,无害于信者。
宜申述前诏,得专征者谓攘外寇讨乱臣,如李成、马进之比,则当不拘常制,或无故举兵,自相吞噬,必以擅兴坐之。
又别降指挥,以湖北一路与诸镇事体不同,当仍旧制,亦无失信之嫌。
宜及时建白,保固形势,倚为基本,庶几有恢复之期矣。
《春秋》大一统,遵王命,恶臣下分权,讳贱人犯上,历纪王正而不私朔,使举上客而不称介副,微者名姓不登于史册,所以严分正名也。
比者虽命江表三省复归行阙,百司庶务决自天台,而宣抚重臣久居外服,诸方守将并假便宜。
夫以便宜从事,本为出师,临机奏报不及,明有建炎赦文矣。
诸路后来并不遵禀,或以察访为名而擅按他路,截留公赋,编营师臣,执杀郡守
或以节制为名,而擅兵外境,专斩命官,直转资秩,移易守将
或未被受指挥,先次便宜行事,或擅罢堂除监郡,自辟别路正官。
凌蔑朝廷,于斯为甚。
宜及时建白,收敛权柄,以弭分裂之形,严分正名,以遏侵凌之势,而后大经可正,民志可定矣。
《春秋》恶以邪人塞言路,慎于遣使而重于用民力。
台谏者朝廷纲纪所凭也,监司外台耳目所寄也,守令者宣教条均赋役百姓所恃以安其生也。
辨小事而不及大政,弹小吏而不及大官,三纲沦而不扶,九法斁而不救,则朝廷纪纲无所凭矣。
漕臣理财赋而公私匮竭,宪臣理刑狱而盗贼公行,上下相蒙,莫知纠察,则外台耳目无所寄矣。
惠泽壅而不宣,教条废而不守,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则田里无以安其生矣。
宜及时建白,精选监司,刺举郡守,精选郡守,刺举县令
明诏台谏官,使论奏大事无入小言,则纲纪可肃,视听可用,赋敛可平,民力可裕矣。
《春秋》戒失兵权而严于军律,以三纲为本,以民事为要,以赏功罚罪为先。
昨者屡降诏书,专理军旅于行事,窃有所疑。
伪楚篡逆之臣也,许录其亲属;
金人不释怨之雠也,而遣使请和,其于三纲有未正也。
河南江北,群盗啸聚,焚烧仓库,靡有孑遗,波汉之阳,外薄五岭,急征横敛,不务劝农,其于民事有未急也。
误朝迷国之人,与尽忠死节之士,恤终赠典,略无差等,是赏未足以劝忠也。
或擅兴专杀,或罔上奏功,罪状明白,典宪不申,是罚未足以惩恶也。
然则,何谓理戎旅乎?
本则不正,治于末流,虽力扼虎,气盖世,必无成功。
而谓安定天下在于长枪大剑,此杨邠、史洪肇所以丧身及其国也,可不戒乎?
宜及时建白,行《春秋》理戎之法,使天下心悦而诚服,则盗贼可弭,边土可拓矣。
《春秋》尊严庙制,而谨于祀礼,故古者师行必载庙主,寓戎田猎,以乾豆为先,战而必胜,其有以乎?
顷者南狩,神主豫选洪、虔,馆御荐享未肃,奉常有请,顾谓迁移穷僻,为已试之效,至乞更择五岭之西,迎奉前去者。
时方涣散,格庙为本,奉先既隆,人心自属,而献议若此,如礼乐何?
宜及时建白,尊崇礼祀,严致孝享,则人知所从来,而天下服矣。
《春秋》不与公族大夫专政用事,而以亲贤为急。
圣主屡诏诸方,津遣宗室,俾赴行在,优加宠奖,诚以昨者皇族北徙,枝叶已疏,必施茂恩以滋根干。
宜及时建白,上稽帝尧明峻德、睦九族之义,中循周汉急亲贤之隆,下扫六朝立之弊,则王室益强,国势磐固矣。
自崇宁以来,邪说盛行,公论废格,献言者以乱制为能,不期于定制;
从政者以扰民为事,不务于安民;
用人者以办事为才,不求于晓事;
望治者以速成为策,不冀于美成。
取快目前,积后患,至于纲纪大坏,宗庙丘墟,皆此曹所致也。
积习成风,至今未殄。
夫欲拨乱世反之正者,必变衰乱之俗,欲变其俗者必去衰乱之臣。
今衰乱之臣死亡无几矣,然犹内历华途,外典方面,间有废黜,寻复宠升,毁誉不核其真,赏罚不当功罪,使圣上忧勤愿治未有见效者,亦皆此曹所致也。
天下有公,是非出于人心不可易者。
今国步艰危,民情摇动,宜乘势更改,转败为功。
不然,大势益倾,不可复振矣」。
朝廷不许公辞,又遣使至所居,公遂行,以《时政论》先献之
《定计论》曰:「臣闻自昔拨乱兴衰者,必有前定不移之计,而后有举必,大功可就。
修内政,张四维,师帅不遣上卿,伐国不动大众,教民怀生,示信讨贰,此齐侯晋文前定之计也。
关中,据河内,大封同姓,以惩孤立,减省官吏,以息百姓,抑制将帅,保全功臣,此高帝光武前定之计也。
斩高德儒,叱宇文士及,以远佞人,赏孙伏伽,礼王、魏以开言路,宣示好恶,使民向方,薄赋轻徭,选用廉吏,此唐太宗前定之计也。
陛下履极六年,以建都则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讨贼则未有必操不变之术,以立政则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则未有必信不疑之臣。
奕者举棋不定,不胜其偶,况立国而不定乎?
夫难平者事也,易失者时也,舍今不图,后悔何及?
人主广览兼听,不可自专,宰相择才使能,不可自用。
望赐咨询,佥定国论,谋所以前定者」。
《建都论》曰:「立国者必建都,必据形势,握轻重之权,必居要津,观方来之会,如北辰在天,安于其所不可动也。
陛下驻跸金陵,本以旧邸,号称建康,降诏为受命之符,传播天下,则都者一也。
刘先主、孙氏、诸葛武侯一代英雄,周游吴楚,皆称建康王者之宅,则都者二也。
北据大江,外阻长淮,隔绝奔冲,难于超越,则都者三也。
有三吴为东门,有荆蜀为西户,有七闽二广风帆海舶之饶为南府,则都者四也。
诸路朝觐,郡县贡输,水陆舟车道里适等,则都者五也。
凡都北者必辟境于南,而都南者必略地于北。
昨者銮舆时迈,狩于吴越,则王道所谓望实俱丧,而晋不果迁之地也;
三省百司寓于南昌,则李煜避周,徙自秦淮,卒不能振之所也。
国势一统,不可数分,国都一定,不可数动,与北人居穹庐,逐水草,无城郭宫室市朝者异矣。
今宜还都建康,环诸路而中持衡,则人心不摇,而大事可定也」。
《设险论》曰:「按《春秋》书晋师伐虢,灭下阳。
下阳者,虞虢之塞邑也。
塞邑既举,则虢已亡矣。
圣人特书,以示后世设险守邦之法,故魏人都许,不恃方城而守襄阳
人都益,不恃剑门而守汉中
人都秣陵,不恃大江而守荆渚。
夫荆渚,江左上流也。
北据汉沔,西通巴蜀,东连吴会,真用武之国。
故楚子自秭归徙都,日以富强,近并谷邓,次及汉东,下收江黄,横行淮泗,遂兼吴越,传六七百年而后止。
此虽人谋,亦地势使然也。
后逮汉衰,刘表收之,坐谈西北;
先主假之,三分天下,关公用之,威振中华;
孙氏有之,抗衡曹魏
晋、宋、齐、梁倚为重镇,财赋兵甲当南朝之半。
其为江东屏蔽,犹虞虢之有下阳也。
今欲定都建康,而以湖北为分镇,失险甚矣。
湖北十有四州,其要会在荆峡,故刘表时军资寓江陵主时重兵屯油口,关公孙权则并力争南郡陆抗父子则协规守宜都大司马温及其弟冲则保据渚宫与上明,此皆荆峡封境也。
今割以与人,使跨长江,临吴会,犹居高屋建瓴水也,独无虞虢下阳之虑乎?
臣谓欲保江左,必都建康,欲守建康,必有荆峡,然后地形险固,北出秦甲,西下蜀货,血气周流,首尾相应矣」。
又曰:「昔人谓大江天所以限南北,而陆抗乃曰『此守国末务,非智者所』,何也?
杜预尝袭乐乡矣,胡奋尝入夏口矣,贺若弼尝济广陵矣,曹彬尝渡采石矣,则其险信未足恃也。
虽未足恃,然魏武困于居巢曹丕困于濡须,拓跋困于瓜洲,苻坚困于淝水,皆不得渡,则其险亦未可弃也。
设险以得人为本,保险以智计为,人胜险为上,险胜人为下,人与险均才得中策。
方今所患,在于徒险而人谋未善尔。
地有常险,则守亦有常势。
当孙氏时,上流争襄阳而不得,故以良将守南郡夷陵
下流争淮南而不得,故以大众筑东兴与皖口;
中流争安陆而不得,故以三万劲卒戍邾城。
邾城,今黄冈是也。
今欲固上流必保汉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镇安陆
此守江常势,虽有小变而大概不可易者也。
今强敌侵河朔,叛臣扰山东淮北京畿诸镇处危疑之地,大江设险,未可轻弃,若委任得人,则不特江左而已」。
《制国论》曰:「凡制国者必周知山川形势,土地所宜,然后可与谋。
荆州江汉沮漳之间,水陆沃衍,乃足食足兵要地。
江左六朝所以必争,而不肯失也。
北为分镇,使法得自立,兵得自用,财得自理,官得自命,即与战国诸侯无异,而非上世封建之法也。
宜有更张,独仍旧制,通荆湖宪漕二司治盗理财,而以襄阳湖北岳阳湖南鄂渚江西,则地理连属,形利势便矣」。
又曰:「变更旧制,不稽今古,则事不可行。
近岁荆湖变更旧制多矣,于国家形势初无所益,徒困两路之民耳。
今既复南北两路,宜罢荆峡分镇,仍旧制帅司荆南,一便也。
公安军宜仍旧废为属邑,二便也。
靖州置在崇宁元年,自鼎、澧应副,岁费二十七万。
今此二州既皆残毁,宜仍旧废为渠阳砦,三便也。
武冈军置在崇宁四年,自邵、衡、永应副,费亦不赀。
今此三州既皆空乏,宜仍旧废为武冈县,四便也。
四者仍旧,创添窠阙,悉从除削,省并官吏,裁损文书。
有所谓刀弩手、博易务、营田司事,皆欺罔驱民为盗者也,宜依往年禁止保马茶盐法施行,以戒误国害民之贼,然后国制定民心安矣」。
又曰:「昔祖宗宅都于,其势当自内而制外,是故置京西路,而襄州在汉水之南,则以制湖北也。
湖北路而岳鄂在荆水之南,则以制湖南江西也。
今建都江左,未能恢复中原,则当自南而制北。
置于江西者治南昌,而分兵屯鄂;
置于湖南者治长沙,而分兵屯岳;
置于湖北者治荆南,而分兵屯襄,则东南之势全,恢复之基立矣。
安抚大使古州伯也,形势必相属而后能相援,有无必相资而后能相成。
五岭之外,财赋盛于东南,兵马出于西北,宜置大帅一员,兼统二广以殿南服。
荆湖残破,北路尤甚,若置大帅必兼领夔府。
盖峡中有盐、米、耕牛而无旷土,荆渚有沃衍桑田而无馀田。
若弛瞿塘之禁,懋迁有无,商旅自西而入,物货沿江而下,不越数年,荆州富盛,形势可矣」。
《恤民论》曰:「保国必先恤民,而恤民之事有五:一曰除暴,二曰择令,三曰轻赋,四曰革弊,五曰省官
近岁除外暴者主通和,竟为敌国所误,不敢用兵,而其流毒遍中国自若也。
除内暴者用招安,竟为盗贼所误,不敢用兵,而盗贼毒遍天下自若也。
为民父母安得若是恝又官爵之?
其与成汤为童子报雠,不亦异乎?
今刘忠残党蹂数郡,曹成反复劫帅臣,理无赦。
宜早加殄灭,肃清江湖,然后精择县令,一意抚绥,则民心安,邦本固矣。
近岁此官冗滥已极,宜以五说稍革其弊,籍中外尝为台省监官,依仿汉制,分宰百里,俟有殊绩,即不次擢用。
又增重事权,优假其礼,许借服色,厚给廪饩。
凡军马驻本县者,并听节制;
其经由者悉从阶级,以免将士陵辱,示百姓瞻仰之尊。
则又据今县分户口赋入多寡轻重分为三等,上县朝廷选差,中县吏部注拟,下县帅臣监司通共奏辟,不得侵互,立为定格。
仍用宋元嘉法,以六期为断,革去三年为任、两考成资与堂选数易之弊,使吏无苟免,民心有系。
凡三等县皆以四条:纠正税籍,团结民兵,劝课农桑,敦勉孝弟。
俟及三年考其事效,已就绪者就行旌赏,未有伦者严加程督。
如此则民心安,邦本固矣。
焚林而田,非不得兽,而明年无兽;
竭泽而渔,非不得鱼,而明年无鱼。
以近事验之,京东、西路岁入凡一千万,其馀山泽之利,在祖宗时捐以与民,不尽取也,百姓归戴,无有二心。
李彦等取为西城之租,穷竭民力。
其时若有言罢此掊尅,然后国用足,则必指为妄言也。
然百姓愁苦转而为盗,今此四路所入,不归王府五年矣。
荆湖南北岁入凡五百万,其外岂无遗利?
在祖宗时捐以与民,不尽取也,百姓归戴,无有二心。
部使者取之折变,则有一折、两折、三折,收籴则有均籴、敷籴、补籴,散引则有曲引、盐引、茶引,受纳则有一加、再加、倍加。
其时若有言罢此诸色,然后国用足,亦必指为妄言也。
然百姓愁苦转而为盗,今此两路所入,不归王府三年矣。
乃知有若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信不诬也。
今封境日蹙,赋敛日重,百姓日贫,田莱日荒,更临之以贪吏,困之以弊法,是为敌国驱民也。
愿诏大臣,速讲轻赋恤民之事,为生财足用之源,以京东西湖南北为至戒,则民心安,邦本固矣。
凡为国以利不以义者,皆自小人始,为其所见者小,不知大体,法所以弊也。
祖宗时以义为利,四海无困穷之苦,天禄永安,所利大矣。
姑以盐法论之,行于西者与商贾共其利,行于北者与编户共其利,行于东南者与漕司共其利。
大计所资,均及中外,所谓以义为利也。
崇宁首变此法,利出自然者禁而不得行,则解池是也。
利在编户者皆入于官府,则河朔是也。
利通外计者悉归于朝廷,则六路是也。
诸路空乏,乃复百种诛求,尤不能给,民穷为盗,遂失岁入常赋以数千万计,则盐法实致之耳。
陛下宜鉴前失,有所改更,久而未也,天下望焉。
略以湖南一路言之,昔日岁课一百万缗,本路得自用者居其半,故敛不及民而上下足。
变法以来,既尽归之朝廷,则本路诸色支费皆出横敛,至如上供旧资盐息者犹不蠲除,民所以益困也。
又略以道州一郡言之,岁认上供钱二万缗,往时本州岁卖盐息倍此数,故敛不及民而上下足。
今上供钱仍旧,而盐息不复有矣,乃至以曲引均科,此民所以益困也。
又略以来阳一邑言之,有未变法前官所自运盐,有既变法后客所拘纳盐,封桩日久,既缘军期支用,而盐司必欲追索,朝旨亦令拨还,不知何自而出,岂得不取于民?
此民所以益困也。
以一路一郡一县观之,则他处可知矣。
榷货所入,岁以千万计,其利至厚,谓宜遍下诸路,一一检会,凡若此类,悉蠲除之,以活百姓,使稍安其业,不至为盗,长纳二税,存国家大利之原,不亦善乎?
榷酤之弊亦极矣,略以道州言之。
课额既高,岁有亏欠,即抑勒专知牙校,令兼管州仓,俾因受纳,取足于税户,其害为如何?
此民所以益困也。
又以邵阳言之,酒课岁约二万馀缗,而折税为糯者凡六千斛,糯贵于粳价几一倍,其他固未论,此民所以益困也。
近者尝下诸路会计,而州县利此为造弊之端,不以实闻。
固当断以必行,令凡系官监酒务,许百姓买扑,入纳净利,与转运司及本州支用。
收官务年费米麦等,专以赡军,兼济公私,存活百姓,使稍安其业,不至为盗,长纳二税,存国家大利之原,不亦善乎?
如此庶几民心安,邦本固矣。
自崇宁以来,中外创添员局,重以滥赏,不胜其冗,蠹国生乱,至今未革,而又加甚。
兵官旧系两员者,添差至于七员八员而未止也;
监当旧系一员者,添差至于四员五员而未止也。
其馀荒残州县,未有百姓,置官司,凡是旧员一一填足,又多不应差注之人,其为民害,不异寇贼。
考于《春秋》,以民为重,而大夫次之;
考于《孟子》,以民为贵,而社稷次之。
故养民者陛下之职也。
愿亟行并省,以建武为法,既不病民,所省官吏使居閒散,稍捐廪禄养之,亦无失职之叹,庶几民心安,邦本固矣」。
《立政论》曰:「人主宰臣必先明其所职,而后政可立。
选择忠贤以为辅弼,任而不疑者,人主职也。
荐进人才,布列中外,赏罚不私者,宰相职也。
唐太宗既黜封德彝邪说,任房、杜为相矣,又敕尚书庶务并属左右丞,而责二公以广求贤人,随才任使。
此委相臣以其职者也。
陈平既不答文帝决狱之问,自谓所主佐天子理阴阳矣,而召河南守吴公为廷尉,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其能致民无冤可知。
此使九卿各得其职者也,而政有不立乎?
陛下以宰相不可非其人,频有选任,可谓得人主之职矣。
然而政事未立者,窃恐所以责任异于唐太宗,而宰相所以自任未若陈献侯也。
夫坐政事堂,受词决讼,弊精神于簿书,而进退人才,赏功罚罪,有未察焉,则失其职矣,政何由立乎?
陛下以庶务决之六曹官长,皆得专达,并如元祐大臣所请,自非大事,不复资白,则中书之务简矣。
然后专责宰相,以慎简六曹长贰、诸路帅守部使者,及上县宰,咸得其人,而政治不建,未之闻也」。
又曰:「三纲军国政事之本,人道所由立也。
三纲正则基于治而兴,三纲沦则习于乱而亡。
春秋宋华督有不赦之恶,齐、鲁、陈、郑同会以其恶,受赂而归,天子不讨,方伯不征,咸自以为利也。
未几,陈有五父之乱,齐有无知之乱,郑有子突亹仪之乱,鲁有叔牙庆父之乱。
数十年间,四国舛逆,几至丧亡,则以昧于坚冰之戒,不能辨之于早也。
《春秋》备书于策,以明三纲之重,为后世鉴,深切著明矣。
昨者张邦昌挟女真,僭名号,援契丹立晋为例,分遣使人布谕诸路,直下赦令,倍行恩赏,原其用心,与华督何异?
陛下特施宽典,赐死于隐,而不尸诸市朝,已失刑矣。
及敌骑南骛,乘舆渡江,黄潜善及其党事穷计迫,乃指邦昌为金人所立而迫之至死,遂以致寇,欲自解其误国之罪,至其宗族皆命以官。
是训诱乱臣贼子,使利于为恶,此臧哀伯所谓『百官象之,又何诛焉』者也?
于是不踰旬月,苗傅刘正彦有今将之心,既伏大刑,而近臣乃有抗章,乞行湔洗,无所忌惮。
故比日群盗所在焚劫,或有官吏乐为之用,末流至此,可不戒乎?
愿特降指挥,昨在围城有职当守禦、视城垂破而端坐不救者,有草为表章、上诋君父取媚敌人受其妇女者,有起自閒散、特仕伪朝长其谏省者,有于苗、刘肆逆并建节旄、所除制命极意称美者,及乞用邦昌正彦之党者,审其轻重,不过数人,依法施之,以正人心,息邪说,则三纲不至沦胥,而军国政事得以时立矣」。
《覈实论》曰:「政事纪纲,莫大于赏罚,而功罪是非,以毁誉为本者也,必要其真伪而后赏罚当。
比下赦文,推美仁宗皇帝盛德大业,应举行政事,并欲上遵嘉祐。
臣尝考其大要,特在于直言数闻、毁誉核实而已,必自大臣与台谏始。
大臣定功罪施赏罚于上,台谏论功罪主毁誉于下,不可不核也。
仁宗皇帝王曾之正,任吕夷简之才,终以富弼韩琦宰相,而余靖蔡襄贾黯吕诲等迭居台谏,此真伪所由核也。
丁谓虽以奸邪当国而终投四裔,寇准虽以忠正远贬而终得辨明,范仲淹虽屡以危言获罪,欧阳脩虽以讥斥佞人招难明之谤,而皆终闻政事。
是邪说不得乱毁誉之真,而直道行也。
邪说息,直道行,则恶人有所惮而不为,善人有所恃而不恐,此所以致至和嘉祐之治者也。
昨者黄潜善汪伯彦范宗尹辈广引奸邪,颠倒是非,变乱名实。
谏官郑瑴李纲以六不可贷之罪,验于奏议则无据,按于施为则无迹,特以撰造文致倾陷大臣,当时遂信行之,又以美官激劝之,是欲其乱毁誉之真而不核也。
言官马伸潜善伯彦措置乖方,凡举一事必立一證,皆天下所共知见,不敢以无为有,以是为非,当时乃罢黜之,又置诸危地残贼之。
是恶其乱毁誉之真而不核也,邪说何由息,公道何由行乎?
虽已死,恤典隆厚,虽有诏命,不闻来期。
按《春秋》治奸慝者不以存没,必施其身,所以惩恶也;
奖忠良者及其子孙,远而不泯,所以劝善也。
陛下必欲继仁宗之政,则按是非,明赏罚,使天下知所惩劝,亦何远之有」?
尚志论》曰:「帝王应时而造,必先立志。
欲定大事,而不先立则无本矣,焉能有成?
靖康臣僚不知责难,劝渊圣笃于立志,而即安屈辱,城下结盟,此齐国佐、宋华元请合馀烬,背城借一,誓死力争,有以国毙而不肯从者也。
当时国势何异厝火积薪之下而寝其上?
宰相徐处仁遽进谀说,以为金兵出境,社稷再安,由圣德俭勤,致有天人之助,遂言今日可比唐虞,而臣主俱荣,抑何志之卑陋也!
故庙堂聚讼,颠沛末流,未及期年,坐以失国。
则不立,急于事为,虽有远猷宏议,必格而不得施矣。
陛下自初发愤,欲殄寇雠,当时亲信左右莫能辅道,乃至因循,坐消岁月,国日益削,六载于今。
然上天所以启悟圣情,日跻盛德,陛下所以深惩既往,刻厉将来者,卓然有立于万物之矣。
愿坚持此,无复变迁,仍饬群臣,各致法家拂士之义,必于恢复中原,祗奉陵寝,必于扫平仇敌,迎复两宫,必于得四海之欢心,以格宗庙,必于致九州之美味,以养父兄。
然后文武百僚、六军万姓,丕应徯志,而陛下孝弟之责塞矣」。
《正心论》曰:「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家之本也,家者国之本也,国者天下之本也。
能正其心则朝廷百官万民莫不一于正,安与治所由兴也。
不正其心则朝廷百官万民皆习于不正,危与乱所由致也。
然心有所愤怒而弗能忍,则不得其正;
有所贪欲而弗能窒,则不得其正;
有所蔽惑而弗能断,则不得其正;
有所畏怯而弗能自强,则不得其正。
正心之道,致其知而诚其意,故人主不可不学也。
盖戡定祸乱,虽急于戎务,而裁决戎务必本于方寸。
不学以致知,则方寸乱矣,何以成帝王之业乎?
陛下日亲典策,博考古今往行前言,固将畜德,又经变故,备尝险阻。
外患益深,必无邪念,至诚所发,通贯幽明,固有人不及知而天独知之者矣。
愿更选正臣,多闻识、有智虑、敢直言者,置之左右,日夕讨论,以克厥宅心,表正于上,则内外远近将各归于正,奚乱之不息乎」?
《养气论》曰:「凡用兵胜负系军旅之强弱,军旅强弱系将帅之勇怯,将帅勇怯系人主所养之气曲直如何耳,盖人主将将者也。
以真养气,自反而缩,则孟子所谓约,而狐偃所谓壮也,壮则强。
以曲丧气,自反而不缩,则孟子所谓馁,而狐偃所谓老也,老则弱。
师如林,武王数其不事宗庙,贼虐谏辅之罪,则商曲而周直,故周胜。
项羽威震天下,汉祖数其弑义帝之十罪,则楚曲而汉直,故汉胜。
凡曲直者兵家之大要,制胜之先几也。
金人称兵,曲亦甚矣。
陛下上皇之子,孝慈之弟,自大元帅入践宸极。
比年以来,克勤听政,追赏直士,登用谠言,令问四达,直矣。
以直对曲,胜负已分,中国士气宜不待鼓而自强。
然敌兵每动,四方震慑奔走,莫与抗衡者,以兵家之略、制胜之几,未有以明之也。
今欲使人人知彼曲我直,以作其衰败不振之气,更在陛下强于为善,益新厥德,使无有曲失得指议,则守为刚气,塞乎两间,震为怒气,可以安天下。
将帅必听命而不敢骄,军旅必畏威而不敢惰,不待对敌接刃,而百胜之算已坐决于九重矣」。
宏度论》曰:「人主以天下为度者也,明当并日月,不可私照临,德当配天地,不可私覆载。
所好当遵王道,不可以私劳行赏;
所恶当遵王路,不可以私怒用刑。
其喜怒则当发必中节,和气絪缊,而万物育也,故能理其情而君道备矣。
然人情易发而难制者,惟怒为甚,克己然后可以治怒,顺理然后可以忘怒。
《书》曰:『必有忍,乃其有济』。
此治怒不迁之法也。
忍者,隐忍不发之称。
迁者,自此迁彼之
能隐忍而不迁,则事必济矣。
汉高帝忍于有故怨者而封雍齿,忍于数窘辱者而赦季布,忍于比己为桀纣者而用周昌
至如丁公免己于厄,有再生之恩矣,及即位乃斩以徇,其不赏私劳如此,故能成帝业于五载之近。
陛下圣度虚明,天心广大,固当不以私喜亲近谀佞,亦当不以私怒疏远正直。
中外百执其有迷国误朝罪恶昭著、众所指目不可掩者,虽有私劳,愿陛下与众弃之,不使幸而得免,以致天下之疑也。
其有抱忠守正犯颜逆耳、公论所归不可蔽者,虽遭谗谤,愿陛下与士共之,不使退而穷处,以失天下之也。
如此赏而必当,是天命;
罚而必当,是天讨。
施之一人,而千万人悦以畏矣」。
《宽隐论》曰:「自昔创业兴衰与增光洪业之君,待遇臣下,恩礼虽一,而崇高严恪,常行于介胄爪牙之夫,以折其骄悍难使之气;
柔逊谦屈,必施于林壑退藏之士,以厉其廉靖无求之节,乃能驾驭人才,正风俗。
汉高祖之威行于暴秦强楚,而不行于四皓
世宗之威行于寻邑、王郎、赤眉、铜马、陇蜀之主,而不行于严光周党
公孙述能行其威于李业等,然不能行于吴汉
是何也?
威有所当加,势有所屈。
加于所当加以立威则强,屈于所屈以忘势则
反是道者难乎免于乱亡之祸矣。
陛下屡下诏书,详延遗逸,而群臣有不能钦承美意者,凡所宣召,或有未至,不原情实,即肆谗谤,以为违于君命召不俟驾之义,被以偃蹇之名,而欲加以不恭之罪。
虽陛下宽容,不从其说,而侍从近臣不有忠言奇策,上动圣听,奋扬天威,殄歼强敌,顾请施于疾病退藏之臣,其意安在?
夫召而不至者,其岂乐贫贱而恶富贵哉,其必有以也。
若听其所守,下全隐居之操,上有好善之美,两得之矣。
四月八日所下赦书,首欲上遵仁宗法度。
谨按康定间尝以词馆招张俞矣,辞而不受,至于四五,其后又以修起居注王安石矣,辞而不受,至于八九。
皆从其欲,又优奖之,以励风俗,未尝加以雷霆之威,而纪纲不缘此而不立,命令不缘此而不行,威加于西则臣服元昊,威加于北则削平王则,威加于南则扫荡高。
柔巽屈于隐士而德隆,刚克于四裔而威震,知所用矣。
此其所宜遵者也。
望特降诏书,申明此旨,凡被召有不能赴者,悉从其欲,不强制之。
独以威刑外施暴威之戎,内扫贪残之贼与悍骄不可使之将,谗说殄行,则天下归心而治道矣」。
其言反覆甚详,此其大略也。
论既入,上即命再遣使促召。
未至,复除给事中
归狱论 北宋 · 张方平
 出处:全宋文卷八一五、《乐全集》卷一六
《春秋》贤季友季友实鲁之贤公子,为公室辅,国人是宜。
庄公之末,内难数作,僖叔比庆父杀之,庆父子般不讨。
论者皆以为得亲亲之道,愚特疑焉。
案《左氏》,庄公疾,问后于叔牙,对曰:「庆父材」。
季友,对曰:「臣以死奉般」。
公曰:「向者庆父材」。
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使针季酖之。
子般即位,共仲使圉人荦贼子般于党氏,成季奔陈。
闵公立,季氏归而不讨也,故齐仲孙曰:「不去庆父,鲁难未已」。
既而共仲使卜齮闵公于武闱。
又案公羊氏说,庄公末年,公子不称弟,杀也。
曷不言刺之?
季子之遏恶也。
不以为国狱,缘季子之心而为之讳尔。
庄公病,召季子,曰:「吾将焉致乎鲁国」?
季子曰:「般也存,君何忧焉」?
公曰:「谓我,一生一及,庆父也存」。
季子曰:「夫何敢!
是将为乱」。
和药而饮之,曰:「公子从吾言而饮此,则必可以无为天下戮笑,必有后于鲁国」。
饮之而死。
公子今将尔,辞曷为与亲杀者同?
君亲无将,将而诛焉。
诛不得辟兄,君臣之义也。
不直诛而鸩之,行诛乎兄,隐而逃之。
使若以疾死,亲亲之道也。
杀公子,今将尔,季子不免。
庆父贼君,何以不诛?
将而不免遏恶也。
既而不可及,因狱有所归。
不探其情而诛焉,亲亲之道也。
恶乎归狱?
归狱仆人邓扈乐。
庆父使乐贼子般,然后诛乐而归狱焉。
季子不变也。
夫僖叔之与共仲,皆成季之兄,也诛之,仲也行之,季子推亲亲之道,戮其罪之著者可也。
象日谋杀舜,舜即天子位,而封之有庳。
管、蔡挟商奄以乱王室,周公其弟也,而诛之,故谋而未发与乱之既形,罪有较也。
叔牙以比庆父而死,夫庆父之为臣也而贼其君,为弟也而贼其兄之子,季子反无讨,而归狱乎微者,卒使庆父再发难而终自毙焉。
亲亲之道,此可谓正欤?
晋灵公之死也,赵盾位为正卿,反不讨贼,而史以弑君之罪加之。
季子虽亡而越竟,茍避恶名而归不讨,罪去几何?
而公羊子又以归狱于下,为得亲亲之道而美之,使人迹其事为奸利之名,故历世践而为之者相继也,抑归狱之为效矣。
呜呼!
季友败法于前,公羊子失辞于后,而后之人又继其恶,而莫之正其说也,故论著之。
谨论。
御试策 宋 · 胡铨
 出处:全宋文卷四三○一、《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五
问:盖闻治道本天,天道本民,故视听从违,不急于算数占候,而惟民是察,持以至诚,无远弗届,古先哲王罔不由斯道也。
承宗社稷之托于俶扰阽危之候,怀父母兄弟之忧于携贰单微之时,念必抚民以格天,庶或悔过以靖乱。
踰年于兹,寝兴在是。
故府库单匮,军费倍滋,而赋歛加薄;
外患未弭,寇盗尚多,而追胥有程。
择守令以厚牧养,责按廉以戢贪暴。
命令为民而下者十常六七,凡曰聚所欲、去所恶者,朕未有闻而不恤,恤而不行也。
然而迎亲之使接武在道,而敌情未孚;
保国之谋刻意在兵,而军势未张。
躬纯俭以敦本,而骄奢之习未悛;
扩大公以示训,而私枉之俗尚胜。
刑赏不足以振偷惰之气,播告不足以革狂悖之心。
田亩未安,旱蝗害岁。
岂朕不德,无以动天,抑政令失宜,而民以为病乎?
何精诚之弗效,而祸乱之难戡也?
伊欲复亲族,奠疆埸,清寇攘,善风俗,使百姓安业而亹亹迓衡,何修而可以臻此?
子大夫涉艰险以副详延,诚亦勤矣,其必有至言欲为朕陈者,其悉言之无隐。
若乃矜空文而无补于实,咎既往而无益于今者,非朕之所欲闻也,其以朕所未闻而切于时者言之,朕将亲览焉。
臣对:臣闻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天。
汤武听于民,其兴也勃焉;
桀纣听于天,其亡也忽焉。
桀纣之未亡也,谓己有天命,曰:「我生不有命在天」!
彼以天命为真可恃,偃然自谓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及其亡也,诸侯归商者三千,资以胜夏,则成汤以兴;
诸侯归周者八百,资以胜商,则武王以兴。
夫汤武听于民而反以兴,非民兴之也,修人事以应天,是以兴;
桀纣听于天而反以亡,非天亡之也,恃天命而虐于人,是以亡。
兴亡之端,厥监在民而不在天,甚易晓也。
而中材庸主,每每反之,此忠臣义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乱亡相寻,而世主不悟也。
陛下起干戈锋镝之间,适丁天下倥偬不暇给之秋,外乱内讧,佥人柄朝,边方有风尘之虞,中原有新羁之马,赤子入无知之俗,民愁盗起,祸稔萧墙,王室摇摇然几如一发引千钧。
当此之时,可谓乱甚矣!
臣愚谓陛下宜焦心尝胆,听于民之时也。
而陛下策臣等数十条,大概质之于天。
首曰:「盖闻治道本天,天道本民」。
又曰:「岂朕不德,无以动天」?
又曰:「何精诚之弗效,祸乱之难戡也」?
似皆听于天者,此臣等所深疑,而愿为陛下直言无讳也。
伏读圣策曰:「盖闻治道本天,天道本民,故视听从违,不急于算数占候,而惟民是察,持以至诚,靡远弗届,古先哲王罔不由是道也」。
臣有以见陛下听于天而不听于民之弊也。
臣谨按《春秋》祸变之由与祖宗已然之故事,为陛下陈之。
为《春秋》之说者,曰:「正次王,王次春,王者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
此汉儒傅会之论,臣谓不然。
臣闻圣人作《春秋》,尊一王之法,为万代训,未尝有明言天者,盖谓天道难测,若深言之,则遂以为茫昧莫究而忽于天;
若浅言之,则天下后世遂溺于阴阳灾异而蔽于天。
圣人推变于天常,与人事杂而书之,至其变见祸败,或应于数十年之后,甚则或不旋踵而应。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天必先出灾异以谴告之;
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
尚不改悔,覆败乃至。
苟无其事,变不虚生。
若痛自惕惧,侧身修行,则祸灾灭塞,可转为福。
此《春秋》之大凡也,以此知天心之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自非大无道之世,天尽欲扶持而安全之,此古先哲王所以持以至诚而不急于算数占候,诚知夫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
我国家自江南平定,太祖感宇县分割,生民受弊,恻然涕下,思有以布声教而抚养之,是时识者知天命固已牢不可解矣。
且如择一法官,细事也,而太祖王济,则曰:「无或有冤滥以致天灾」。
任一宪台,细事也,而真宗选诸道提点刑狱,则曰:「一夫受冤,即有沴灾」。
夫一夫受冤,宜未害也,而祖宗惕然动念,惧致天罚,则民之不可忽,而造物之不可欺也明矣。
陛下龙飞之初,传檄四走,天下莫不翕然响应。
臣愚虽不识天理。
以人事卜之,知天意固已有在。
比来圣虑渐弛,浸不克终,国势委靡而不振,生民愁苦而无聊,天意向背,殆有不测,可胜寒心!
臣愿陛下持以至诚,以《春秋》为戒而谨持之,以祖宗为监而力行之,无以草茅之言而罢之,则天下幸甚。
圣策曰:「朕承祖宗社稷之托于俶扰阽危之候,怀父母兄弟之忧于携贰单微之时,念必抚民以格天,庶或悔过以靖乱,踰年于兹,寝兴在是」。
兹又陛下听于天而不听于民之弊也。
呜呼,陛下兴言及此,亦知有宗庙社稷之托乎?
亦知有父母兄弟之忧乎?
知有宗庙社稷之托,所与任其托者为谁?
知有父母兄弟之忧,所与分其忧者为谁?
任其托、分其忧一非其人,则天下之大势无复救矣。
臣闻天下大器得之甚难,败之甚易,莫不由夫祖宗辛苦艰难以成立之,莫不由夫子孙顽率奢傲以覆坠之。
成立于百年而覆坠于一日,遂使祖宗艰难之业并与祖宗社稷一旦丘墟。
是以圣人作《春秋》,于乱君亡国痛以王法绳之。
谨按昭二十二年书「王室乱,刘子、单子以王猛居于皇」。
是时新有景王之难,王猛以幼冲而大位,刘、单以庸材而相幼君,社稷危如赘疣,则王室安得不乱?
夫王室天下根本,根本一乱而播迁于皇,则俶扰阽危亦甚矣。
卒之天王蒙尘,避子朝之难,终昭公之世,仅复成周,至黄池之会,天下奔溃。
而圣人独反覆书之,重社稷也。
陛下以单微幼冲之资,独戡多难,则危如王猛
左右大臣,以险佞而佐大计,则庸如刘、单。
臣恐王室之乱,又甚于子朝之难矣,安知江都之幸,不变为狄泉之胁迫乎!
是陛下承宗社稷之托于俶扰阽危之候,而未知荆卿、何罗窃发于肘腋之间。
愿陛下思太祖得天下之难而早图之,监《春秋》王室之祸而慎守之,毋谓怀父母兄弟之忧于携贰单微之时而遂解体也。
谨按襄二十八年书曰「公如楚」,二十九年书曰「公在楚」,又曰「公至自楚」。
原鲁公如晋、如齐、如京师,皆未尝书「在」,独于楚书「在」,何也?
曰:楚虎狼之国也,襄公如楚既非常,而踰年不反,祸且不测,书曰「在楚」者,盖臣子痛君父之失所在也。
以今两宫有沙漠之狩,孰与如楚之危哉!
且襄二十八年如楚,至二十九年而归,《春秋》深危之,况两宫暴露于穹庐,三年于此矣,则陛下怀父母兄弟之忧,臣愚不知何以处之?
为陛下计者,独不念「在楚」之事乎?
臣愿慎择贤佐,惟断惟果,侧身忧灾如宣王,厉精综核如孝宣,锄去乱略如光武,刚明果断如宪宗,复雠雪耻如勾践
以《春秋》为戒而谨持之,以祖宗为监而力行之,毋以草茅之言而罢之,则天下幸甚。
陛下首策以此,中则曰:「府库单匮,军费倍滋,而赋歛加薄;
外患未弭,盗寇尚多,而追胥有程。
择守令以厚牧养,责按廉以戢贪暴。
命令为民而下者十常六七,凡曰聚所欲、去所恶者,朕未有闻而不恤,恤而不行也」。
此又陛下听于天而不听于民之弊也。
臣闻治天下者正如疗疾,方天下之既受病也,府库单匮,军费倍滋,则病在血脉矣;
外患未弭,盗寇尚多,则病在肠胃矣,客邪干正矣。
择守令以厚牧养,犹导之以汤液醪醴而助真气也;
责按廉以戢贪暴,犹投之以砭剂而攻强阳也。
如使人血脉受病,肠胃又受病,而导之以汤液醪醴者,或失节焉,则疾日甚。
疾既甚而投之以砭剂者,又非良药,祗速其死耳。
医国者亦然,故方天下受病之际,府库竭矣,军费滋矣,外患炽矣,寇盗多矣,乃牧之以不贤之守令,扰之以不才之按廉,是犹疾已深而投之冶葛,岂不殆哉?
臣请历言其弊。
臣闻府库单匮,军费倍滋者,以兵冗而坐食也,以师老而费财也,以生寡而食众也,三者今之最大弊也。
自古兵无事则不可使聚,聚则不可使无事而食,其势然也。
昔汉之兵制,有践更之卒而无营田之卒,京师亦不过南北期门、羽林之兵而止。
至于边境有事,诸侯有变,皆以虎符调发郡县之兵,事已辄罢。
是以其兵虽不知农而天下不困,兵甲未尝聚也。
唐置十六卫,无事则力耕而聚,非但自赡,且以广官储,是以其兵虽聚于京师,而天下亦不困者,未尝无事而食也。
我朝沿近代养兵之法,一兵给与衣粮,岁约五六十缗。
太祖周代之兵,中外止有二万而已。
至乾德间,中外止十万兵耳。
太宗尽有天下,添兵至多,亦止三十馀万。
真宗当全盛之时,乃始五十馀万。
当时军数非多,尚虑耗蠹调度,命汰疲冗。
周莹不奉减兵之诏则怒而罢之,向敏中奏军额渐多,则反覆诘难之,诚知夫兵无事则不可使聚,聚则不可使无事而食。
臣故曰:兵冗而坐食,今之最大弊也。
按兵法,兴师十万,日费千金。
以日计之,费已如此,况今旷日弥年,兵连不解。
百人仰给县官则挟千夫之名,大概虽数百为辈,要归则无异于数十万之兵,而坐食连年,无毫发功,则农夫之力,安得不困?
馈饷之卒,安得不疲?
谨按庄公八年春,师次于郎;
,师及齐师围郕;
,师还。
《春秋》书用兵,未有历三时而后反者,独于此书、书夏、书,恶庄公无故劳师,兴围郕之役,卒之郕降于齐,而鲁师无功,至秋乃还。
故书曰「师还」者,恶其已无功,秋始班师,暴露滞留之甚也。
是后二十八年,有告籴之举,其祸正基于围郕之役。
以今征役之久,动至累年,较之《春秋》三时而返者,不已大甚乎?
则库藏竭而军费滋,自不足怪。
臣故曰师老而费财者,今之最大弊也。
兵冗而坐食,师老而费财,加以生寡食众,入少用多,陛下虽赋歛加薄,而州县之征科实烦。
何则?
用度既匮,则其势不得不取于民矣。
臣前所谓追胥有程而外患未弭,盗贼尚多者,其弊在朝廷多过,生灵多怨。
使朝廷无过、生灵无怨,则外患寇盗亦何名而动哉?
盖自古奸雄如陈涉吴广之起于秦,赤眉、黄巾之起于汉,苏峻之乱晋,安史之乱唐,本皆巨盗凶渠伺朝廷之过,执以为乱,幸生灵之怨,倡而称义,遂至迭起州县,劫令杀守,相挺为乱。
今明盛之朝,岂有大过?
窃闻长老之谈,或谓戚近挠权,奸臣盗柄,刑赏不必行,小人不尽除,纪纲不甚振,此岂过之渐耶?
何则?
自古乱天下国家多自戚近挠权,如汉之诸吕、窦、霍,唐之诸武、韦、张,窃弄朝柄,一败赤族,国家几破。
今乃有肺腑领枢柄,戚属将卫兵,汉南北军之祸,其监不远,倘不少戢,是增朝廷之过,而起奸雄之胆。
大乱之后,岂宜复然?
赵王伦石勒之徒,心窥人主,口责宰相,实奸雄伺过而后动。
不幸因之以饿饥,加之以灾荒,生民愁苦无聊,则奸人乘隙奋飞,血流千里,此外患所以未弭,寇盗所以尚多。
是虽追胥有程,何以救其乱?
谨按昭十一年,「楚子虔诱蔡侯般,杀之于申」。
蔡般弑逆之贼,王诛之所必加,《春秋》反恶楚灵,何也?
曰:讨蔡般可矣,诱而讨之,此匹夫之贱行,《春秋》所甚恶也。
前日下诏书,招纳叛亡,许以不死,此辈皆投戈请命,谓陛下示以大信也。
然而阳示以信,阴加以刑,是诱讨也。
陛下为人父母,奈何以天子诏书为诱人之饵?
臣恐大信一失,则后来以招降为悔。
自今上下猜忌如寇雠,聚处得间,则更相鱼肉,惟先发者为雄耳,何怪乎寇盗之未弥也!
臣前所谓择守令以厚牧养,而守令多不贤者,朝廷轻守令也;
责按廉以戢贪暴,而按廉多不才者,朝廷轻按廉也。
守令一不贤,则郡县受祸;
按廉一不才,则守令敢于为奸。
故责守令在择按廉,此祖宗之成法也。
太祖太宗注意守令尤切,太宗尝亲选诸州长吏,又亲书其历,戒曰:「公务刑政,惠爱临民,奉法除奸,方可书为劳绩」。
因顾钱若水曰:「朕暑中书此,宁不劳乎?
盖为任官择人以安百姓耳」。
呜呼,太宗不惮盛暑而亲札赐行,今守令则未尝有召对者;
太宗躬自选择而延见便殿,今乃有付吏部而注拟者。
是朝廷轻守令也。
朝廷轻守令,则守令轻郡县;
郡县之职一轻,则牧养之方尽废。
使要近州县或非其人,复畏朝廷耳目之近,尚惮不敢逞;
若远方细民,即使盗蹠为之守,梼杌饕餮为之令,斯民虽千百为群,号呼聚骂,朝廷不知,其为害岂不大哉?
臣闻太祖钱文敏泸州,戒之曰:「比闻郭思齐掊歛不法,恃其遐远,谓朝廷不知耳,至则为朕鞫之」。
泸州京师四千馀里,而郭思齐不法,太祖已尽知之。
今州县稍远者,其守令过失朝廷乃不闻,则远如泸州者陛下必不能知矣,彼何惮而不为盗耶?
然则所赖以纠察其弊者,尚有按廉耳,如使按廉又非其人,则其祸可胜言哉?
臣闻太宗以按廉之职,出为朝廷耳目,或由圣选,或由举充,选之既艰,则任之亦重。
凡宽一按廉,是坏一路之事;
一路不治,是使数百万军民受殃。
太宗即位,励精求治,诏转运使考核职任之废举,又遣使廉察官吏之污洁。
刘文质察举部内官吏,则有迁移之宠;
王德裔部内不治,则有黜削之罚。
赏罚如此其严,则按廉振威,按廉振威则守令振职。
厥今守令不职,是按廉未得人也。
往者遣使抚谕诸道,天下想望风采,以为行被大惠,卒之厨传骚然,公行贿赂,甚者责子女于郡县,辇家属以偕行。
虽官以抚谕为名,而民有供输之苦,守令之外,复增一蠹。
夫远方细民,不幸遭不贤守宰,终岁抱冤,引领輶轩之出,以雪其愤。
而按廉又不才,是使终身怀冤而莫之控诉也,则民安得不多怨而易动?
此奸雄所以窃发也。
谨按《春秋》闵元年「齐仲孙来」,圣人嘉而字之,重其将命从宜,以安邻国之难。
方闵之初,叔牙庆父媒孽鲁祸,闵公始立,国人危如赘疣,齐人可折箠取之。
当是时,鲁之轻重在齐,仲孙乃能说其君使宁鲁难,卒之闵不失国,而鲁人以安,湫之力也。
《经》书仲孙之来,喜其一出而民安鲁存也。
以今两河淮甸兵革之馀,岂不甚于鲁国之难,而按廉之出,未闻如仲孙以务宁鲁难为意者,以《春秋》之法责之,则罪人矣。
臣故曰:守令不职,是按廉未得人也。
夫以守令既不职,而按廉又失职如此,则陛下命令为民而下,虽十常六七,而壅遏诏书者十常八九矣。
是陛下有恤民之诏,无及民之惠;
州县知有守牧之令,不闻有天子之诏。
三数年来,边防用兵,凡百科歛,不以四方有无物之处,但严令督之。
海州军例科鎗干,居山州县例买鹅翎。
有司既不辨有无,州县或罕能条奏,官取一物,民费数倍。
且如前日劝诱一事,监司责办于郡,郡责办于县,县移文于乡。
假军期急速为名,迫若星火,一有不至,则械系苦掠。
人皆畏死,其敢有辞?
是名为劝诱,而实暴歛之。
监司郡守但务上供以悦朝廷,则忽而不知省;
宰相大臣但务足用以悦陛下,则知而不敢言。
上下相蒙,民穷无诉,是陛下恤民之诏虽多于孝文,而天下乾耗乃甚于孝武
伤和召怨,咎将安归?
臣闻咸平中议改元,赦书颇多蠲免,或谓三司以惠泽太广为言,真宗责曰:「非理害民之事,朝廷所不可行,若赦令既行,必使良人受赐矣」。
时方午,雷震,帝恻然曰:「岂赦令少及民之惠,上天以雷惊朕耶」!
呜呼,祖宗以赦令未遍,惧速天罚,则陛下命令多壅,实悖天心,其害殆不为细。
愿陛下以《春秋》为戒而谨持之,以祖宗为监而力行之,毋以草茅之言而罢之,则天下幸甚。
陛下中策臣以此。
又念「迎亲之使接武在道,而敌情未孚;
保国之谋刻意在兵,而军势未张。
俭以敦本,而骄侈之习未悛;
扩大公以示训,而私枉之俗尚
刑赏不足以振偷惰之气,播告不足以革狂悖之心。
田亩未安,旱蝗害岁。
岂朕不德,无以动天,抑政令失宜,而民以为病乎?
何精诚之弗效,而祸乱之难戡也」?
此又见陛下听于天而不听于民之弊也。
臣谓陛下躬俭而骄奢弗悛者,是陛下未必俭也;
廓大公而私枉尚者,是大公未必能扩也。
赏罚不足以振偷惰,是大柄下移也;
播告不足以革狂悖,是危乱之兆也。
田亩未安而旱蝗害岁,则生民失业而怨沴并作也。
若乃遣迎亲之使而敌情未孚,则臣窃有说焉。
臣闻庆历中契丹聚兵境上,遣其使萧英、刘六符来聘。
是时使来非时,而兵既压境,中外忿怨。
仁宗皇帝宰相择所以报聘者,得左正言富弼,片言折六符之谋,卒挫虏主。
自景德以来,北方无事,八十馀年于此矣,岂惟弼之力哉!
于时宰相晏殊参政范仲淹枢密杜衍韩琦谏官余靖欧阳修,皆天下之所仰望,而北虏之所畏惮者。
彼知朝廷有人,故弼之计得行,而虏计不得逞。
以今庙堂之上,宰相有如晏殊者乎?
参政有如范仲淹者乎?
枢密有如杜衍韩琦者乎?
谏臣有如余靖欧阳修者乎?
臣知陛下必无此等人物矣,而欲求敌情之孚,此臣所大惑也。
臣闻猛虎所以百兽畏者,为爪牙也,使弃爪牙,则孤豚特犊皆得搏噬之。
譬之国无劲兵,则蕞尔丑虏,皆为劲敌。
故《春秋》虽恶穷兵之祸,至于兵不素养而取具临时者,必深罪之。
谨按僖二十六年:「齐人伐我北鄙,公子遂如楚乞师。
公以楚师伐齐,取谷」。
说者曰:「乞,重辞也,重师也」。
臣谓圣人非惟意在于重师,盖甚恶鲁之无备也。
夫齐为鲁难久矣,自甗之役,齐败于宋而鲁不救,是时孝公有切骨之恨;
至二十六年春侵我西鄙,怨已结矣。
为鲁计者,正宜早夜预防,常若寇至,乃恬然熟卧,养成腹胁之疽,报不旋踵而齐人伐我北鄙矣,乃至乞师于楚以取谷焉。
假夷狄而伐中国,不可之最大者也。
以今丑虏大张,害甚于齐,而兵不素养,乃甚于鲁,议者乃欲借助兵于高丽,何异乞师于楚以伐谷者哉?
是陛下徒知军势之未张,而不知军将之未练,可为陛下痛哭流涕者此也。
国初剑南、交广各僭大号,荆南、江表止通贡奉,西戎、北狄未尽宾服,太祖垂意将帅,命李汉超等守关南,命郭进禦并寇,命姚守斌守庆州
以为既得名将,非厚通其意,无以得其死力,故许收逐郡关征酒榷之利,不惟养犒士卒,兼使丰富其家。
又虑所费不足,仍许图回,其家属在京师者并厚抚之,则将帅之心,更无私虑,但专力于边事而已。
又虑奏陈之事未尽机要,时许入朝自陈,至升殿赐坐,又复厚赐遣之。
以故边臣多富于财,得以养募死力,使为间谍,尽知番夷情状,多致克捷。
二十年间,无西北之忧,平西蜀,复湖湘,下岭表,克江南,尽得东南之地,虽诸将之功,实太祖驭将之力也。
以今将佐偏裨,其雄挺孰与李汉超
其才略孰与姚守斌?
其镇重孰与马仁瑀
其运筹决敌孰与韩令坤
以陛下驾驭诸将,孰与太祖
然而借之重权,禄之显秩,赐之重赏,其恩礼已越先朝数等矣。
是陛下择将不如太祖,而恩礼则过之,适足以启诸将之骄心,而长奸臣之觖望。
假令收复两河,迎还二圣,陛下何以加之?
夫战胜之兵勇智百倍,败亡之卒没世不复,盖所以战胜者气也。
今之士不战而气已索,此天下之大忧也。
昔者六国之际,秦人出兵于山东,开关延敌,六国之师皆逡巡不敢进。
然长平之败,廉颇犹能收拾馀烬,北摧栗腹,西抗强秦,振刷磨淬,不自屈服。
是时秦人围邯郸,梁王使新将军如赵,欲遂帝秦,而鲁仲连慷慨流涕,深以为不可。
非徒惜秦之虚名,惜天下之大势有所不可也。
而议者乃谓宜尊奉夷虏,不可一触其意,陛下何不以鲁仲连抗秦之事谕之?
然则何怪乎军势之未张也!
夫《春秋》何为而作也?
为天下无王而作也。
周衰,天下不知有王,陪臣窃国命,家臣僭大夫,圣人有忧之,作《春秋》以代王之赏罚。
书天子、书王、书天王者,诛赏之大柄也。
书天子、书王,皆其常称也;
其曰天王,则至大之称。
天王与《周官·司服》所称天王,皆以嗣君之初,君道未著,人心未宁,正危疑之机,大奸之所伺,非常之时,故大威武以防之。
称天王者,大威武以防天下之时,故曰非常也。
然则又书天子、书王,何也?
曰:《春秋》作,王者威权丧矣,大政大法,诸侯擅而行之,怙强恃众,迭相吞据,是本弱末大之势,名分大乱之日,非刚健大过之才若九五焉,不足以振其弱,非毒众穷讨之役若唐太宗焉,不足以戡其乱。
仲尼于《春秋》凡有出于王之为者,皆书天王,言于斯时王之所为,当大诛赏,不可循常,冀后世兴王之知变也。
是时吴、楚之君皆鸱视虎踞,僭号称王,诸蛮群酋荐据中土,如此则文辞之告,犹可治之也与?
霸侯暴国,迭相倾噬,伯子之存,不能十数,如此则诛赏之令犹可治之也与?
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东周仅存礼文而已,非拨乱反正之道也。
故《春秋》必书天王者,正赏罚于大乱之时也。
若事非王为,但从诸侯之称,只书王者,礼之常也。
其曰天子者,所谓至贵以亲诸侯也。
庄王不称天王,以其宠贼逆之人,不足以当至大之称,故去「天」字以重其讥。
庄王之讥,则鲁桓之罪彰矣。
《春秋》大逆,外始于州吁,内始于鲁桓,圣人著其恶如此。
若曰世乱则从恶者众,趋善者鲜,善若不予,则是赏不足以有劝;
大奸大恶不加诛,则是罚不足以有惩。
赏罚不行,而能兴衰拨乱者无有矣。
陛下临御之初,正《春秋》危疑之机,称天王以临下之时,大柄大权乃悉窃弄于权臣之手,太阿倒持,收之良难,是陛下有春秋之乱,而无《春秋》之赏罚,则何以驾驭群雄而平大乱也?
窃观太祖太宗所以取天下,其大要在赏罚二事而已。
当时赏则常薄,罚则常严。
澶渊之役,李继隆有疾战破虏之功,但加开府阶耳。
臣尝怪真宗何赏如是之薄也,其深意以谓既杀虏将而不能破其众,此将之可责也。
将帅之寄而独赏内臣,不可以为后世法,此所以薄其赏也一也。
又以自古宦者领兵,未尝不为乱,如太宗内侍王继恩出平内乱有大功,止受宣政使耳。
谨守先帝之法而不敢违,此所以薄其赏也二也。
至驭之以刑,则未尝不严。
且如主将战没则降斥别将王继勋者,诛戮亲兵如荆罕儒者,威令如此严,则人皆死力求赏。
太祖兵法罪不在赦,而《春秋》兵法尤严于驭军。
城濮之役,楚师败绩,则得臣死之,书曰「杀其大夫得臣」,罪在得臣也。
鄢陵之役,楚文败绩,则子反死之,书曰「杀其大夫公子侧」,罪在子反也。
二子皆以失律丧师不逃重戮,则见夷狄用兵,其刑赏常严,而中国常宽,此夷狄所以常得志
成、襄之后,中国累累受制于吴、楚者,抑有由矣。
厥今军势未张而动见败衄,是有春秋之乱,而无《春秋》之赏罚。
臣故曰:赏罚不足以振偷惰,则是大柄下移也。
如使大柄一移,则陛下徒拥虚器而已,何怪乎播告不足以革狂悖也!
然臣愚不识狂悖者为谁,谓前日诋忤权臣者为狂悖乎?
谓左右便嬖为狂悖乎?
谓前日诋忤者为狂悖,则臣不敢奉诏;
如谓左右便嬖为狂悖,则陛下岂不能断然而去哉?
窃料陛下所不能去之者,则是推诿权臣之弊也。
自古以推诿臣下为盛美,然亦或以治,或以乱。
汉高祖推诿群杰则治,至其后推诿王凤王音至于王莽,则乱。
光武推委二十八将而取天下则治,至其后推委后族至于董、吕、二袁,则乱。
魏委荀彧则治,至委司马则乱。
唐文皇驾驭英豪而取天下则治,至明皇推委李林甫杨国忠则乱。
初以推委而天下治,终以推委而天下乱,何弊之然哉?
当推委之际,超擢十人,上从其九,是九人之恩出于下矣。
如此则数年之间,左右前后皆权臣之党也。
若斥削十人,上从其九,是九人之威出于下矣,如此则数年之间,中外远近无敢忤权臣者。
以故忠义解体而君上之势孤也。
前日将相大臣恣意诛戮,冤及无辜,陛下不得一举手,此岂非推委之弊耶?
明皇天宝之祸未大远也,此可不为寒心哉!
厥今天下大体皆坏,独祖宗德泽未泯,人心未厌,譬尪病之人,奄奄待尽,独气血仅存耳。
如使人心一离,则是气血又将绝,天下无复可言者矣。
而陛下以田亩未安、旱蝗害岁为患,则是生民失职,人心将离,气血将绝之时也。
谨按《春秋》,灾异变见常与人事相符。
灾异见于上,则祸败应于下,犹铁炭之低昂,其效可信者也。
凡《春秋》书螽者,旱蝗之害岁也。
然书螽凡九,而哀公十数月之间凡三书之,甚之也。
甚之者,疾其害民之甚也。
按是时十三年之间,而帅师伐某、侵某、取某、战于某,比他公为特甚,干戈至此而糜烂其民矣,生灵至此而为血肉矣。
黄池之会,夷狄主盟中夏,天下日趋于亡矣,乃复暴兴田赋,民怨祸稔,岁大旱蝗,人有艰食之苦,圣人于此不一年而三书螽,伤之也。
是知旱蝗之患,实兵戈怨毒之馀所由作也。
比年以来,丑虏横行,干戈烂熳而不息,未尝一年间不战,生民日委顿,四夷日恣肆,天下不知有生之乐,几年于兹矣。
创痍之民,肝脑涂地,丘陇发掘,暴露枯骨,胔腐血流者,不知几亿万生灵之命,陛下不得而见也。
士卒死边野之外,妇哭其夫,母哭其子,寡妇弱子抱负轊车,望冤吊哀于千里之外,涂悲巷哭,怨痛彻天,陛下不得而闻也。
陛下不见其所见,不闻其所闻,驱民万死之地而卒无一毫之利,积毁销骨,积怨伤和,阴沴作而灾疫兴,何怪乎田亩未安、螽蝗之害岁也!
今者两河淮甸,赤地千里,飞蝗蔽天,公卿大臣熟视无计,而请为遣蝗之举。
呜呼,即使蝗而可遣,是移心腹之疾而置之股肱,不知他境之民何苦而加之哉!
臣闻天禧中真宗以再岁旱蝗,秋稼不稔,慨然动念,实虑政令阙失,有爽天意,因诏削茶盐条禁之峻刻者,以惩旱蝗之灾。
以今政令阙违,岂惟茶盐一二事而已。
臣知旱蝗之害实天心之大警陛下也,而议者尚谓天灾流行,由历数运会,非政令失宜之咎。
呜呼,天下有善则归诸己,天下有祸则归诸天,此岂圣贤之用心也!
愿陛下少戢诛讨,少息调发,练兵实,养吾锐气,而全中国之力,以消旱蝗之灾。
毋以精神弗效而怠惰,毋畏祸乱难戡而息志,以《春秋》为戒而谨持之,以祖宗为监而力行之,毋以草茅之言而罢之,则天下幸甚。
陛下中策臣以此。
又念:「朕欲复亲族,奠疆埸,寇攘,善风俗,使百姓乐业而亹亹迓衡,何而可以臻此」?
臣于是有以见陛下真得兴衰拨乱,以起天下之病也。
窃睹陛下首怀父母兄弟之忧,中念迎亲之使,至此又以复亲族为言,是陛下痛念二圣銮舆暴露,而未有迎复两宫之策也。
汉高祖所以还太公于楚军,岂独侯生力哉?
臣尝论高帝项王者五:以兵强力壮则楚不如汉,以三杰为用则楚不如汉,以驾驭诸将则楚不如汉,以关中廪粟之富则楚不如汉,以关中形势之重则楚不如汉。
五者皆项王所不如,则何苦而拘太公哉?
以今凋敝之馀,无汉之兵力,无汉之三杰,无汉之驾驭,无汉之廪粟,而又违远上都,弃去两河,则又无关中之形势,而欲求亲族之复,虽使如侯生千百辈往焉,臣知其无能为也
故臣尝谓欲复亲族莫若复两河,不得两河则亲族不可复。
今陛下以奠疆埸为念,是欲复两河也,两河得失系天下轻重。
唐神尧晋阳,以一旅取天下,而后世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其难如此。
晋于春秋为大,尝驱役诸侯;
至秦萃锐兵之晋,乃得韩,遂折天下脊。
韩信联齐有之,故蒯通知汉楚轻重在
宋武号英雄,得蜀、关中,尽有故疆十分之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窥边。
是两河之地,王者不得则不王,霸者不得则不霸,贼得之则天下不安。
臣故曰:不得两河则亲族不可得而复也。
咸平中真宗王济论边事,言:「蠢兹丑虏,敢尔凭陵,盖谋谟当位之臣,未有昔人之比,且国家所恃,独两河耳。
此诚急贤之,不然,臣惧北戎饮马于河渚矣」。
呜呼!
济之言诚切中今日之病。
臣谓欲复亲族而收两河,亦诚陛下急贤之,当以言为监也。
然当今最大患者,亲族之未复,疆埸之未奠,寇攘之未清,而臣愚所最患者,风俗之败坏也。
风俗天下之筋络也,譬人之身所恃以维持血气者,惟筋络耳。
风俗一败,则筋络又绝矣。
汉唐之亡,其弊皆风俗之先坏也。
故臣尝论东汉之亡,与李唐大略相似。
东汉之季,阉人乱政,毒被生灵,豪杰据郡而起,天下遂裂为三国
唐末宦者蠹于内,藩镇溃于外,天下遂磔为五代
三国之士,其好恶去就尚有可观,虽天厌汉德而刘氏犹拥虚器,亦卒以禅代。
终五季之乱,其臣悉凶狠顽鄙,戕贼君亲,专为枭雄,岂天于东汉之季独多君子,而唐末专为小人哉,诚风俗渐染然也。
中原乱亡,自古更迭,亦天下常事,盖未有不亡之国。
然当其时,有推变于天道而言者,有以人事前知而言者,有握节而死者,有卫社稷而死者,有愤国破亡,奋不顾身,并家族破灭者,亦有知几之士挂冠而去不蹈其祸者。
我国家涵养天下之士久矣,士大夫受君父之赐亦甚久矣。
一朝国家有难,自公卿剑履间以及下之百执事凡几人?
王畿以达郡邑有位者凡几人?
前知而言者为谁?
死名节者为谁?
死社稷者为谁?
徇国者为谁?
知几而挂冠者为谁?
推变于天而知其将亡者又复谁也?
方晋南渡,士流尚有聚于新亭,伤国之衰,对江山而下泣者。
周之东迁,尚有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者。
以今两宫播越,则非直东迁之辱也;
陛下仓皇远狩,则非直南渡之迫也。
谁复有泣对江山而忧宗庙之陨者哉!
自晋风俗之坏,而海内横溃,生灵鱼肉,几二百馀载。
以晋监今,其祸可胜言哉!
田横齐之豪士,耻北面臣汉,遂自杀,从者五百馀人皆死之,无一人降汉者。
诸葛诞魏室一叛臣,及其既败,所养死士三百人就戮,皆曰:「为诸葛公死无憾」。
今之士大夫蒙国厚恩,何啻齐卒之受恩于田、死士就养于诸葛哉?
而含垢忍耻,视君父之戮辱甘心焉。
呜呼,纵不愧田横之客,而宁独不愧诸葛之奴耶?
臣故曰:今之最大患者,风俗之败坏也,风俗一败,则筋络又将绝矣。
愿陛下以《春秋》为戒而谨持之,以祖宗为监而力行之,毋以草茅之言而罢之,则天下幸甚。
虽然,陛下策臣等数十条,皆当今之大弊,臣既已极言之,而圣策尚谓:「子大夫艰险以副详延,诚亦勤矣,其必有至言欲为朕陈者,其悉言之无隐。
若乃矜空文而无补于实,咎既往而无益于今者,非朕之所欲闻也。
其以朕所未闻而切于时者言之,朕将亲览焉」。
臣又见陛下真有意求苦口之言,以救天下之病也。
然臣观陛下求苦口之言虽若甚切,而在廷之士必不敢尽言无讳,何也?
臣闻鹊巢覆则不至,直士受祸则忠臣杜口。
往者从东南来,道路籍籍,咸谓陛下即位以来,不旬月之间,戮直言者三,有是乎?
岂道路之妄议乎?
倘如所言,则伤威损德,为害不浅。
谨按《春秋》,「陈杀其大夫泄冶」,说者谓泄冶以直谏被诛,国之大恶。
时盖宣公九年也,而十年有徵舒之祸,十一年而楚子入陈,不三年之间而陈国大乱。
呜呼,戮直言之士而祸至于此!
然而泄冶被诛,权不在陈灵而在徵舒;
前日义士被诛,权不在陛下而在左右。
专杀之祸,《春秋》大恶,而况专杀直士,恶又甚焉,此楚子入陈,所以得藉口而讨徵舒也。
丑虏乘隙,将以假讨恶为名,而蹑入陈之轨矣。
臣是以卜在朝廷之士,必不敢尽言无讳也。
然而臣犹敢区区竭愚者,窃自惟念陛下诏臣等无矜空言而陈实务,则陛下知前日滥诛为过而改之,是陛下乐闻其过矣。
臣而不言,是臣负陛下;
言而不从,是陛下负臣。
抑臣尝闻太平兴国中,有布衣皂囊献书者,其辞狂妄,太宗览之弗罪,因谓宰相曰:「比降诏书许言事,故虽狂悖弗加罪」。
至淳化中,武程上疏狂瞽,李昉请加黜削以惩之,太宗责曰:「朕曷尝以言罪人哉」!
呜呼,太宗乐闻直言如此,而大臣尚请黜直言之士。
幸而太宗不从,如使太宗不乐直言,而李昉之请得行焉,则武程者几上肉矣。
今臣累千万言,则其罪过于皂囊之书,以臣疏贱则甚于武程,而有狂瞽之论。
使陛下乐闻谠言,尚患见忌;
借使人主一恶直言,大臣如者又从而媒孽之,则臣亦危矣。
幸陛下以祖宗为监,而扩太宗纳谏之量,大臣体陛下之意,而无李昉恶直言之心,则畏避而不敢言者,亦臣之所窃耻也。
臣故曰:愿陛下以《春秋》为戒而谨持之,以祖宗为监而力行之,毋以草茅之言而罢之,则天下幸甚。
臣谨对。
时政论 其六 立政 宋 · 胡安国
 出处:全宋文卷三一四六
立政者,人主宰臣之事,而必先明其所职,然后政可立也。
选择忠贤以为辅相,委任不疑者,人主之职;
荐进人材布列中外,赏罚不私者,宰臣之职。
唐太宗既黜封德彝邪说,任房乔杜如晦宰相矣,又敕尚书细务,并属左右丞,而责二公以广求贤人,随才任使,此委相臣以其职者也。
陈平既不答文帝决狱之问,自谓所主佐天子理阴阳矣,而召河南守吴公为廷尉
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其能致民无冤可知。
此使九卿各得其职者也,而政有不立乎?
陛下即位于今六年,念宰相不可数非其人也,而特有选任置诸左右,可谓得人主之职矣。
然而政事未立者,窃恐责宰相以其职,异于太宗之不以吏事劳之也。
宰相之所以自任,未若陈献侯之能使九卿各得其职也。
昨者虽并东西二省,而宰臣依旧受接词诉,判决狱讼,终日营营,弊精力于簿书之末,而进退人材,布列中外,赏功罚罪,或有未加察焉,则失其职矣,政何由立乎?
夫审于音者聋于官,明于小者暗于大,天地之有四时,百官之有六职,天下万事尽备于此。
愿陛下特降指挥,自今以往,宜令庶事并决于六曹,仍命六曹官长皆得专达,并如元祐大臣所请,自非事关大体,更不咨白,则宰相之事简矣。
然专责以慎柬六部长官及其贰,以举中台之职,则又专责以慎柬诸路帅臣部使者,以举外台之职,则又专责以慎柬诸郡守臣上县宰,以举郡邑之职,此乃周公立政有司牧夫之大意也。
昔者冉有退朝而晏以为有政,仲尼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夫诸侯之国,大夫与政而陪臣与事,为天下者,其可不使宰臣与政侍从治事乎?
惟陛下明诏宰臣,各行其职,则政之大经立矣。
三纲,军国政事之本,人道所由立也。
三纲正则基于治以兴,三纲沦则习于乱以亡。
按《春秋》华督有不赦之恶,鲁、郑、齐、陈同会于稷,以成其乱,受赂而归,而天子不讨,方伯不征,咸自以为利也。
不知百官象之有大不利焉。
未几,陈有五父之乱,齐有无知之乱,郑有祭仲子、突亹仪之乱,鲁有叔牙庆父、般闵之乱,数十年间,四国舛逆,几至丧亡,则以昧于履霜坚冰之戒,不能辨之于早也。
《春秋》备书于策,明三纲之重,为后世鉴,深切著明矣。
昨者边尘犯阙,邀请二圣,而立张邦昌僭窃名号,援引契丹立晋事迹用为證例,分遣使人宣谕诸路,直下赦令,倍行恩赏,原其用心,与华督动于恶无异。
陛下嗣膺宝历,特施宽典,未正其罪,奉行天讨,与众弃之,置在远郡,赐死于隐,而不尸诸市朝,已失刑矣。
及敌骑南骛,銮舆渡江,黄潜善及其党悉皆震恐,事穷计迫,无所从出,乃指邦昌为金人所立,而迫之至死,遂以致寇,欲解其迷国误朝之罪,至其宗族,皆命以官,是训诱乱臣贼子之心,使利于为恶,此臧哀伯所谓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者也。
故不踰旬月,苗傅刘正彦敢有无将之心,陛下既正典刑,顺承天意,而近臣乃有抗章乞行湔涤者,敢肆奸言,无所忌惮,故比日诸方群盗所在焚劫,至有官吏入其队中,肯为之用。
末流至此,可不戒乎?
伏望特降指挥,昨在围城,有职当守禦,视城垂破而端坐不救,忘庙社之危者;
有草表章上及君父,取媚敌人,受其妇女者;
有起自閒散,特仕伪朝、长其谏省者;
有于苗、刘自肆,并建节旄,所除制命极意称美者;
及昨来乞用邦昌苗傅正彦之党者。
审其轻重,不过此数人,依法施之,以正人心,息邪说,则三纲不沦,而军国政事得以时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