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启：前日专人传到华缄，承已得美罢。潜道于此，缘德方盛，年腊相然，何遽尔惊众耳目？又聆黑白复请留此，千万且从舆论。某老弊德薄，不能为之纲纪，天下共知，潜道何误以此人为代？在潜道推让之义虽自高冠，而鄙劣之人终何以当克？万万须自回雅意，为众少留。老弊东西南北人也，固无定迹。奉见未期，千万留意。

某启：近日屡获教音。及林增城至，又得闻动止之详，并深感慰。桃、荔、米、醋诸信皆达矣，荷佩厚眷，难以言喻。今岁荔子不熟，土产早者，既酸且少，而增城晚者绝不至，方有空寓岭海之叹。忽信使至，坐有五客，人食百枚，饱外又以归遗。皆云其香如陈家紫，但差小尔。二广未有此，异哉！异哉！又使人健行，八百枚无一损者，此尤异也。林令奇士，幸此少留，公所与者，故自不凡也。蒸暑异常，万万以时珍啬。不宣。

元祐戊辰闰十一月己巳，自西湖懒堂率临海赵逢当时出江东，宿延福。庚午过东山、永安。己巳岁癸酉，入大梅护圣，观常师舍利、锡仗、铁鞭、象齿。丙子，上保福。己卯，抵金峨真相，谒中禅师。辛巳，鄞江张宏公度、吴升潜道至自郡，留一夕，往象山。壬午，游金文，还宿西堂。甲申，同中师离瑞相，今偕师下东山，迤逦以归。盖在山间十有五日，得僧院者六。独辛巳晴和，登山为斗草之剧，馀辄雨雪。所谓梅子真鍊丹井、法华泉、石柱山、云外庵，皆欲往不果；而公度约余道奉川境上，游安岩、雪窦诸山，且复不至，亦遗恨也。

河阳节度推官、知零陵县事钱塘杨巨卿信甫，率大理寺丞、监酒税泉南苏顗潜道，零陵县尉、葵丘卢综贯道同游澹山，遍寻岩穴之胜。子俨道辅有期不至。熙宁七年九月戊戌谨题。

朕欲士大夫风节奋厉，以成一世之俗，而忘己徇物，或者安之，与其严法以示惩，曷若表贤而自劝。以尔身为礼义，行贯幽明，归卧乡闾，世所推尚，精神思虑，虽老不衰，近臣以闻，适协朕意。《传》不云乎：「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尔既师之以治己有日矣，勉承朕命，以畅远猷。

臣读《孟子》，至于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孔子作《春秋》以惧乱臣贼子，欲正人心、息邪说以承三圣，尝三复其言，知杨、墨之教与洪水、夷狄、乱臣贼子异致同害，而轲之排异反正，其功亦不后于三圣也。何者？天下之害，莫大于无形，而有形者次之。有形者，浅而易见；无形者，深而难知。洪水、夷狄、乱臣贼子，有形者也。杨、墨之教，无形者也。洪水不抑，则民死于水；夷狄不制，则民死于兵；乱臣贼子不去，则民死于乱；杨、墨之道不息，则民无父无君，胥为禽兽，尚三死之不若也。呜呼！杨、墨之教止行于衰周之时，而佛、老之教，至今数千年矣。杨、墨之罪，止在于诬民，而佛、老之徒困民以自封，亦数千年矣。此其为害，又非特洪水、夷狄之类也。其害非特洪水、夷狄，而学周孔者皆忽略而不顾，无一人出力以排之。非特不能排之，又相与屈身而尊事之，增其高，益其深，使其盛大繁衍，自以为莫己若，甚可怪也。臣谓其害之大者有三焉：可为流涕者二，可为太息者一，而执事大人曾不以为虑也。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出入百用一取足于民，往往蕃货贿擅商贾农民之利，田畴跨州县，委积如京坻，穷奢纵欲，不知纪极，使吾民日削月朘，寖以穷匮，有不得糟糠蓝缕以实腹蔽体者焉。今年作某宫，明年造某寺，以葺以造，岁无虚日，使土木被金玉、衣文采，陆离眩转，功侔鬼神，天下名山胜地，皆据而有之，使吾民庇茅茨、暴支体，有不得聚庐而托处者焉。此可为流涕者一也。不知祸福之原，而虚示天堂、地狱之变；不知性命之旨，而妄肆高仙下鬼之论，日夜镌谕，鼓动流俗，使人输五谷以为之食，奉丝麻以为之衣，驱子弟以为之童奴。彼其割口体之奉，捐骨肉之爱者，非乐于饥寒而无爱亲之意也，持善不固，动作有所未正，故惑其言、信其事，恐祸之及其身，而未尝有人以中国礼义之说开其所蔽而然也。见王侯、公卿、大夫居其上者皆敬畏承事之，无一人出片言以道其非，是安得不悦而从之？小以徼福于今生与来世，大以冀出离生死。故近者竞出疏，日就太学生员掠钱，而太学生员至有秋试不中，舍儒业而事之者，用夷变夏，无甚于此法。云僧亡而士大夫及其妻女有相率哭临之者，风俗蛊恶，无甚于此。是二者皆不祥之道，此可为流涕者二也。祖宗时，天下道士常近二十万，僧常近四十万，其童奴倍焉。今虽不逮于此，而京师列郡既有岁度之数，又有拨放之目，使游手惰足之辈离乡轻家，为之服役，岁月既深，则受牒易衣，遂终身安逸矣。南亩之民终岁勤苦，犹不免于饥寒，宜其去此而就彼也。故释老益众，农夫益少，一夫耕而数百人食之，一妇蚕而数百人衣之，农何为不蹙与？民何为不困与？此可为太息者一也。三者之害，沉涵渐渍，牢固深结，其甚如此，奈何益尊崇而张大之乎！昔章圣皇帝恭俭宽慈，子养黎庶，仁深泽厚，民到于今颂之。徒以天下无虞，符贶屡至，故依道家之说，造玉清昭应宫。鸠工役众，期年而后成。会灵、祥源相继而作，当时府库羡溢之资，由是无馀矣。臣传闻章圣皇帝在御，李沆为宰相，王旦为参知政事。旦一日谓沆曰：「每见相公四方奏祥瑞，即便收之；奏灾异，即须敷陈，恐上误圣意」。沆曰：「今天下无事，虑圣人无所用心，万一事四夷、惑佛老、恣酒色，三事中如有一事，即可忧也。沆老矣，但恐同年将来费力」。后旦为宰相，上听道家之说，起玉清昭应宫，东封西祀，幸亳社、祠老子，及迎奉天书等，旦不能谏止，但画李沆像供养而已。其后上清、玉清昭应宫，福圣、护国二塔，集禧、醴泉二观，兴国、青黄二阁，乾明、崇夏、开宝三寺并遇火灾，琳宫绀宇，皆化为煨烬。以是度上天之意，固有所在矣。臣伏见陛下不以上天警戒为念，复起上清储祥宫，内捐十六七万缗以给其费，迄今锡与未已，又给修宫殿巨材以为之用。虽遂事不谏，然臣深为陛下惜之也。何则？十六七万缗，中人千家之产也。以济边用，则边有馀粮；以遗贫民，则民有馀食。汉文以十家之产罢露台，而陛下以千家之产为无益之事，臣安得不为陛下惜之哉！国家自太平兴国至天圣间，屡诏天下普度僧人，无图之流，皆得隶名僧籍，而僧之为盗贼、冒刑禁者不可胜计。故张知白奏言：「臣向尝断劫盗，有全是僧徒者」。于时仁祖有宜渐加澄革之言，惜乎圣旨有其意而臣下不能推明而奉行之也。国家崇奉佛老，不为不至，未尝享其小利，而天下阴受其大害，而不知觉，可不念哉！抑又闻建隆初，太祖尝诏天下，凡寺之废于显德者不得更兴。雍熙中，太宗尝诏天下，乡村不得创修寺观。天禧中，真宗尝诏公主、贵戚、近臣，不得以建寺为请。祖宗之深计远虑如此其至，今纵未能行沙汰之法，驱天下僧道归之农亩，亦当思祖宗之美意，止其泛滥于末流也。臣愚以为宜立崇饰塔庙之禁，罢两府贵戚得造寺度僧之制，裁岁度拨放之额，立常住计口占田之限。凡寺观僧道，少者并之，其颓弊者毁之。明诏中外，谕以至意，自然天下百姓循服五常之教，不为异物所迁，而游惰者日少，耕垦者日众，仓廪充实，而风俗归厚矣。佛老之徒见臣诋之深切，必谓臣不晓其师之说，而妄加毁訾焉。臣之所言，非毁释迦、老聃也，盖斥其徒之诞妄，阴害天下之民而已。臣请就其说而言之。夫佛之理有二焉：有藏教，有禅宗。所谓藏教者，臣尝观而详味之矣。虽卷帙浩穰，词说繁猥，然可以一言蔽之，无出于空寂不动而已。盖四方谓寺为伽蓝，伽蓝者，华言所谓静住也。谓其徒为僧陁，僧陁者，华言所谓乞士也。称其居为静住，目其人为乞士，则佛所以责其徒者何如哉？今不能精进戒律，笃修行业，而乃多求厚藏，享美馔，衣鲜衣，猎吾民之财，以奉其身，而严饰其居处，是大违戾其师之说也。所谓禅宗者，臣尝周询而深究之矣。虽言辞深隐，旨趣幽微，然可以一理要之，不过于圆通无著而已。盖欲不起一念，不依倚一物，不与万法为侣，此其极至也。今其徒不能泯思虑、忘形骸，虚心以会道，而乃鸡鸣而起，孜孜然驰骛于声利之场，惟恐人之不我信向，惟恐人之不我资给，是大违戾其师之说也。道家之书虽亦甚多，然老聃止有五千言论道德之意，固未尝及神仙羽化之事。其他皆黄衣之徒浮浅诞妄，务以广其衣食之源而已。是尤不足信者也。夫神仙羽化之事皆出于传闻，天下之人固未尝见也，安足信哉？且黄衣之徒耻不及释氏弟子，以缀缉言词，窃相模仿，故僧云南无西方，而道云归命东方；僧云极乐世界，而道云逍遥世界。其诡谲虚诳，率皆是也。臣观老子之道，大要不过清静无为而已。老子言清静无为，则是与佛之圆通无著同其大旨也。佛之言圆通无著，则是与孔子之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同其大旨也。其道既本于清静无为、圆通无著，则尚安俟于纷华外饰邪？昔唐久视中欲铸大像，使天下僧人日施一钱，以为不费国用，而狄仁杰谏之，谓工不使鬼，必是役人；物不天来，皆从地出。睿宗造寺，而辛替否谏之，谓佛教以清静为本，慈悲为主，故尝体道以济物，不为利欲以损人；常去己以全真，不为荣身以害教。三时之月，掘山穿地，损命也。殚府虚帑，损人也。广殿长廊，荣身也。损命则不慈悲，损人则不济物，荣身则不清静，岂大乘之心乎？公主、外戚造寺度人，姚崇谏之，谓佛不在外，近在于心。但发心慈悲，行事利益，则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奸人，令坏正法？彭偃议澄汰佛道二教，而谓佛之立教，清静无为。若以色见，即是邪法。天生蒸民，必将有职，游行浮食，王制所禁。今天下僧尼不耕不织，广作危言险语，以惑愚者，一僧衣食，岁计三万有馀，五丁所出，不能致此。举一僧以计天下，其费可知。四人之言，皆著明深切，可为至戒。其他言者，不可悉陈。至于祸福吉凶，则远近、小大各以类至，未有不因行事是否而得之者也。六沴不降，六极不臻，天下旷然，咸乐其生。优游无为，垂休后嗣，是天子之福也。职修事举，谴罚不加，是百吏官人之福也。事父母、育妻孥，安分守业，身无祸殃，是士庶人之福也。四者为福虽殊，而所以取之则一，曰修身谨行而已。祸福之应既在于人，则天莫得而私之矣。天且不能容私于其间，而况于佛老与？况佛老之徒与？宪宗迎佛骨供养于内，而韩愈力陈历代有佛、无佛及其享国长短以谏，仍指其骨为凶秽之馀。傅奕请去佛教，而曰佛是胡中桀黠，欺诳夷俗，皆邪僻小人模写庄老微言，文饰妖幻之教，于国家有害。二人论佛，几于詈矣。以佛威神之力，二人宜夭横短折，坎坷以死，而卒以寿命晏然而终，何也？盖其论公天下而言，非以逞其私也。佛果有威神之力，安能降祸于公论无私之人哉？昔者三代之盛时，道行而俗纯美，国富而民和乐。当此之际，固未尝有佛老也，天下百姓惟知有尧舜五常之教，无异端之说惑乱其意而耗蠹其生，是以至于此也。梁武皇帝信人天因果之论，起寺度僧，穷极盛丽，大设斋会，推衍教文，以至舍身给事，欲侥取福利，卒不免台城之祸，则为善果不在于供僧道、事佛老矣。凡有所动作，涉于形相，皆有为之法，而一切有为之法，佛譬之梦幻泡影，盖言其非真实也，言其易散灭也，言其不可依据也。由是论之，佛之教人，岂在于营造供事之间哉？黄老之教人亦无异于此也。今国家以二圣降诞节及祖宗忌辰，凡有所祷请，无不集缁黄，鼓钟磬铙钹，设幡幢，诵持歌呗，归敬于二教，甚非先王之法也。以为子孙臣下推奉先报本之意，而奉先报本之意果在于此乎？若更以为必能感神致福，则万无此理。近岁朝廷减出卖祠部度牒而增其直，若非二圣知道爱民，何由及此？然贵戚妃后之家起造寺观，莫知其数。如曹佾起休粮道者院，张敦礼建法云寺，皇亲盖洞真宫，敕修开宝寺、乾明寺殿、相国寺、东塔之类，以至天下郡县，营造不可悉记。土木之功，所在甚盛，若不禁止，稍行减废，则兴作耗蠹无有穷极，将不胜其弊矣。臣愿陛下思周孔之格言，行尧舜之常道，体老子清静无为之理，而损宫观章醮之繁仪，原释氏圆通无著之意，而裁寺宇斋会之末节，勿以臣之浅陋而废其言，将臣此疏下两禁儒臣博议，采臣上所陈六说，诏有司行之，是将阴获大利于天下矣。决数千年之疑惑，减亿兆人之耗蠹，使法垂后代，名播千古，在陛下思之而已。狷直之言，上渎圣听，罪当万死。幸陛下裁赦。

谨按班固《汉书·地理志》：秦置南郡，县十有八，曰江陵，曰宜城，曰若，曰郢，此其尤者也。释之者曰：江陵故楚都，宜城故鄢，若作鄀，楚别邑，故郢。又按司马迁《史记·楚世家》：芊氏居丹阳，在南郡枝江县。文王始都郢，平王城郢，昭王徙鄀，襄王徙陈，烈王徙寿春，曰郢。由是言之，楚之郡邑可想见也。后世不博考熟究，异口同辞，以今郢州为郢都，流俗信之。尝观楚成王使斗宜申为商公，沿汉溯江将入郢，王在渚宫见之。夫沿汉而下，溯江而上，则郢在江上而不在汉上，沈括存中盖尝论之矣。今江陵实有渚宫，而县之北有纪南城。楚武王伐随，卒于樠木之下，今郢州东门外山旧名樠木山，上有楚武王庙，则武王自丹阳出师至此而卒。岂后世见武王卒于此，因以为郢都邪？此又不然矣。虽然，释汉史者曰：故郢，而郢为州，为富水郡，或废或置。见《唐书·地理志》。谓之郢，不无说焉。楚屈暇将盟贰轸，郧人军于蒲骚，莫敖患之，斗廉曰：「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锐师宵加于郧。若败郧师，四邑必离」。已而败郧于蒲骚。夫郊郢者，讵非郢州乎？昔蒲骚今应城也，距郢州甚迩。楚师之出，斗廉之败，莫敖之次郊郢，以师行道里推之，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则知正在郢州也。谓之郢，实郊郢焉。谓之石城，因冈阜峭壁而为子城。属县二：曰长寿，治慕化、安定二乡；曰京山，治太平、长安、移风三乡。其民朴，其俗俭，其土饶粟麦，其产多麋鹿，有西北之风焉。郡境东抵安陆，西抵荆门，南抵天门，北抵襄阳，界通荆、湘、川、陕、陈、蔡、汝、颍之郊，舟车往来，水陆之冲也。若夫宋玉之宅，两石竞秀；梅福之庐，炼丹有井，龟鹤有池；兰台避暑之宫，雄风自若；阳春白雪之歌，馀韵莫传。子陵与刘文叔游，而山有子陵之洞；莫愁家住西渡头，而水有莫愁之溪。聊屈之山，鹿池之灵，雨泽应焉；高僧之塔，白乳之异，凶渠惧焉。以至新郢、肇郢亭之名，王维画孟亭之像，李昉创五客之堂，崔耿建天王之祠，皆昔人胜槩遗迹也。夫山川区域之显晦，人物风俗之差殊，名存而实亡，昔是而今非，传闻之与亲见，固已夐不相侔。况出于千百岁之后，颓壤燬灼之馀，州图方志之鲜备，遗民故老之罕言，欲以参稽订正，祛世俗之惑而信陵谷之传，顾岂浅见謏闻所能？要当质诸闳览博物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