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讷子作《经筌》，自叙其首曰：鱼可以筌求而经不可以筌求，圣人之道寓于经，如二仪三光之不可以肖象，筌何足以囿之？盖吾之所谓筌，心也；求鱼之所谓筌，器也。道不可以器囿而可以心求，求经当求圣人之心，此吾《经筌》之所以作也。然圣人作经之心安在哉？曰圣人驭天下之柄，威福而已。二帝三王之道行，则所谓威福者为赏为罚为黜陟；吾夫子之道否，则所谓威福者为褒为贬为劝惩。自其赏罚而观之，则贤不肖判然玉石矣。故虽识一丁字者，亦知黜四罪，举十六相，诛二叔，兴十乱，为二帝三王之威福也。若夫仲尼则以是柄寓之空言，褒而伸忠魄，贬而诛奸魂，其文见于片言只字之间，而威福与二帝三王同其用，则深辞隐义，讵可亿而度哉？故五经鲜异论，而《春秋》多异说，麟笔一绝，而三家鼎峙。董之《繁露》，刘之《调人》，纷然杂出，几成讼矣，后学何所依从耶？及何休、杜预之注兴，则又各护所师而不知经，如季氏之陪臣知有季氏而不知有鲁，非所谓忠于师者。彼所学者则有太官墨守之喻，所不学者则兴卖饼之讥。各怀私意，以护私学，交持矛盾，以角单言片论之胜，于圣经何有哉？故善学《春秋》者，当先平吾心以经明经，而无惑于异端，则褒贬自见。然世之说者，例以为非传则经不可晓。呜呼，圣人作经之初，岂意后世有三家者为之传邪？若三传不作，则经遂不可明邪？圣人寓王道以示万世，岂故为是不可晓之义以罔后世哉？顾学者不沈潜其意而务于速得、得其一家之学已为有馀，而经之明不明不问也。愚尝谓学者当以无传明《春秋》，不可以有传求《春秋》，谓《春秋》无传之前，其旨安在，当默与心会矣。三传固无足据，然公吾心而评之，亦时有得圣意者。若何休癖护其学，吾未尝观焉；惟范宁为近公。至于论三家，则均举其失，曰失之诬，失之俗，失之短，不私其所学也。其师之失亦从而箴之，故谷梁子之传，实赖宁为多。如经书乾时之战，我师败绩，赤曰「不讳败，恶内也」，宁知其妄，正之曰：「雠无时而可通，恶内之言，传失之」。经书作三军，赤曰古者诸侯一军，作三军非也，宁知其疏，正之曰：「总言诸侯一军，又非制也」。若是者盖多有之，故愚以为宁之学近乎公。而王通亦曰，范宁有志乎《春秋》焉。愚学《春秋》，每尚宁之志，固愿视经为的，以身为弓而心为矢，平心而射之，期必中于的。雁鹜翔于前，不眴也，三传纷纭之论，庸能乱吾心哉？庶有得于经，而无负圣人之志。盖《春秋》公天下之书，学者当以公天下之心求之。作《经筌》。左绵赵鹏飞序。

蜀在天一方，士当盛时，安于山林，唯穷经是务，皓首不辍。故其著述往往深得经意，然不轻于自衒，而人莫之知。书之藏于家者，又以狄难而燬，良可嘅叹。麟经在蜀，尤有传授，盖濂溪先生仕于合，伊川先生谪于涪，金堂谢持正先生亲受教于伊川，以发明笔削之旨。老师宿儒，持其平素之所讨论，传诸其徒，虽前有断烂朝报之毁，后有伪学之禁，而守之不变。故薰陶浸渍，所被者广。如冯公辅、朱万里、张习之、刘光远诸先生，皆一时所宗。吾乡木讷赵先生，独抱遗经，穷探冥索，实为之倡。所著《诗故》、《经筌》二书，有功于圣经甚大。《诗故》湮没不传，唯《经筌》独存。其为说不外乎濂洛之学，而善于原情，不为传注所拘。至于推见至隐，使二百四十二年事瞭如在目。其所参订，率有依据。经生学子，窃其绪言以梯科第者踵相接也。噫，先生著书以淑后学，岂为是哉？先民谓《春秋》，孔子之刑书，传为案，经为断，其说尚矣。然至当无二，而三传殊说，犹未免于致其疑。有能卓然不惑于好恶是非之私，不徇夫牵合傅会之失，先原情以为之裁准，得其情则案可断，刑可用矣。孔子作《春秋》必质诸人情，孰谓探索于千有馀年之后，而不知原情以蔽事哉？此余所以深有味于是书也。余与先生居同里，且受经于先生之高弟，每患此书未能散见于四方，谨刊诸家塾，与同志共之。读经者傥能主濂、洛、胡文定之说，以求夫大经大法之要，又以此书原当世之人情，而归于至理，广而充之，举而措之，以正谊明道为心，以拨乱反正为事，使吾夫子赏罚之公，不徒载之空言，尚先生明经之明。咸淳壬申阳月朔，后学石泉青阳梦炎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