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诏于御史台监集局官，参算明年太阴宿度，笺注御览诣实。今大声等推算明年正月至月终九道太阴变赤道，限十二月十五日以前具稿成，至正月内，臣等召历官上台，用浑仪监验疏密。

都省下灵台郎充历算官盖尧臣、皇甫继明、宋允恭等言：「厥今更造《乾道新历》，朝廷累委官定验，得见日月交食密近天道，五星行度允协躔次，惟九道太阴间有未密。搜访能历之人补治新历，半年未有应诏者，独荆大声别演一法，与刘孝荣《乾道历》定验正月内九道太阴行度。今来二法皆未能密于天道，《乾道》太阴一法与诸历比较，皆未尽善。今撮其精微，撰成一法，其先推步到正月内九道太阴正对在赤道宿度，愿委官与孝荣、大声验之。如或精密，即以所修九道经法，请得与定验官更集孝荣、大声等同赴台，推步明年九道太阴正对在赤道宿度，点定月分定验，从其善者用之」。大昌等从大声、孝荣所供正月内太阴九道宿度，已赴太史局测验上中旬毕，及取大声、孝荣、尧臣等三家所供正月下旬太阴宿度，参照览视，测验疏密，尧臣、继明、允恭请具今年太阴九道宿度。欲依逐人所请，限一月各具今年太阴九道变黄道正对赤道其宿某度，依经具稿，送御史台测验官不时视验，然后见其疏密。

太史局令、判太史局李继宗特降授太史局正，放罢。太史局春官正、判太史局吴泽特降太史局中官正，太史局丞、同判太史局荆大声特降授太史局灵台郎，并差遣如故。

具位臣朱熹：准尚书吏部牒，十月九日，𣪁宫覆按使孙逢吉状，定到大行至尊寿皇圣帝神穴事，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令侍从台谏限三日集议闻奏。臣方欲赴台集议，忽闻朝廷已别差官前去宣谕，即与众官具状申省，别听指挥外，臣窃有愚见，深恐言之不早，有误大计，须至先具奏闻者。

右，臣窃惟至尊寿皇圣帝圣德神功覆冒寰宇，深仁厚泽浸润生民，厌世上宾，率土哀慕，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垂裕后昆，永永无极。而因山之卜，累月于兹，议论纷纭，讫无定说。臣尝窃究其所以，皆缘专信台史而不广求术士，必取国音坐丙向壬之穴，而不博访名山，是以粗略苟简，唯欲祔于绍兴诸陵之旁，不唯未必得其形势之善，若其穴中水泉之害，地面浮浅之虞，偪仄伤破之馀，惊动诸陵之虑，虽明知之，亦不暇顾。群臣议者又多不习此等猥贱之末术，所以不能坚决剖判，致烦明诏，博访在廷。臣实痛之，其敢无辞以对？盖臣闻之，葬之为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遗体也。以子孙而藏其祖考之遗体，则必致其谨重诚敬之心，以为安固久远之计。使其形体全而神灵得安，则其子孙盛而祭祀不绝，此自然之理也。是以古人之葬，必择其地而卜筮以决之，不吉则更择而再卜焉。近世以来，卜筮之法虽废，而择地之说犹存，士庶稍有事力之家，欲葬其先者，无不广招术士，博访名山，参互比较，择其善之尤者，然后用之。其或择之不精，地之不吉，则必有水泉、蝼蚁、地风之属以贼其内，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孙亦有死亡绝灭之忧，甚可畏也。其或虽得吉地，而葬之不厚，藏之不深，则兵戈乱离之际，无不遭罹发掘暴露之变，此又其所当虑之大者也。至于穿凿已多之处，地气已泄，虽有吉地，亦无全力。而祖茔之侧，数兴土功，以致惊动，亦能挻灾。此虽术家之说，然亦不为无理。以此而论，则今日明诏之所询者，其得失大概已可见矣。若夫台史之说，谬妄多端。以礼而言，则《记》有之曰「死者北首，生者南向，皆从其朔」，又曰「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即是古之葬者必坐北而向南。盖南阳而北阴，孝子之心不忍死其亲，故虽葬之于墓，犹欲其负阴而抱阳也。岂有坐南向北，反背阳而向阴之理乎？若以术言，则凡择地者，必先论其主势之彊弱，风气之聚散，水土之浅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后可以较其地之美恶。政使实有国音之说，亦必先此五者，以得形胜之地，然后其术可得而推。今乃全不论此而直信其庸妄之偏说，但以五音尽类群姓，而谓冢宅向背各有所宜，乃不经之甚者。不惟先儒已力辨之，而近世民间亦多不用。今乃以为祖宗以来世守此法，顺之则吉，逆之则凶，则姑亦无问其理之如何，但以其事质之，则其谬不攻而自破矣。盖自永安迁奉以来，已遵用此法，而九世之间，国统再绝。靖康之变，宗社为墟。高宗中兴，匹马南渡，寿皇复自旁支入继大统。至于思陵，亦用其法，而寿皇倦勤之后，旋即升遐。太上违豫日久，以至逊位。赤山亦用其法，而庄文、魏邸相继薨谢。若曰吉凶由人，不在于地，不有所废，其何以兴，则国音之说自为无用之谈，从之未必为福，不从未必为祸矣。何为信之若是其笃，而守之若是其严哉？若曰其法果验，不可改易，则洛越诸陵，无不坐南而向北，固已合于国音矣，又何吉之少而凶之多耶？台史之言，进退无据，类皆如此。试加诘问，使之置对，必无辞以自解矣。若以地言，则绍兴诸陵臣所未睹，不敢轻议。然赵彦逾固谓旧定神穴土肉浅薄，开深五尺，下有水石，难以安建矣。而荆大声者乃谓新定东头之穴比之先定神穴高一尺一寸五分，开深九尺，即无水石。臣尝详考二人之言，反复计度，新穴比之旧穴只高一尺一寸五分，则是新穴开至六尺一寸五分，则与旧穴五尺之下有水石处高低齐等，如何却可开至九尺而其下二尺八寸五分者无水石耶？且大声既知有此无水吉穴，当时便当指定，何故却定土肉浅薄，下有水石之处以为神穴，直至今日，前说漏露，无地可葬，然后乃言之耶？其反覆谬妄，小人常态，虽若不足深责，然其奸心乃欲奉寿皇梓宫置之水中而略不顾忌，则其罔上迷国、大逆无道之罪不容诛矣。脱使其言别有曲折，然一坂之地，其广几何？而昭慈圣献皇后已用之矣，徽宗一帝二后又用之矣，高宗一帝一后又用之矣，计其地气已发泄而无馀，行围、巡路、下宫之属又已迫狭之甚，不可移减。今但就其空处即以为穴，东西趱那，或远或近，初无定论。盖地理之法譬如针灸，自有一定之穴，而不可有毫釐之差。使医者之施砭艾皆如今日台史之定宅兆，则攻一穴而遍身皆创矣，是又安能得其穴道之正乎？若果此外别无可求，则亦无可奈何。而今两浙数州皆为近甸，三二百里，岂无一处可备选择，而独迁就偪仄于此数步之间耶？政使必欲求得离山坐南向北之地，亦当且先泛求壮厚高平可葬之处，然后择其合于此法者。况其谬妄不经之说，初不足信也耶？臣自南来，经由严州富阳县，见其江山之胜，雄伟非常。盖富阳乃孙氏所起之处，而严州乃高宗受命之邦也。说者又言临安县乃钱氏故乡，山川形势宽平邃密，而臣未之见也。凡此数处，臣虽未敢断其必为可用，然以臣之所已见闻者逆推其未见未闻者，安知其不更有佳处，万万于此而灼然可用者乎？但今偏信台史之言，固执绍兴之说，而不肯求耳。若欲求之，则臣窃见近年地理之学出于江西、福建者为尤盛，政使未必皆精，然亦岂无一人粗知梗概，大略平稳，优于一二台史者？欲望圣明深察此理，斥去荆大声，置之于法，即日行下两浙帅臣监司，疾速搜访，量支路费，多差人兵轿马，津遣赴阙，令于近甸广行相视得五七处，然后遣官按行，命使覆按。不拘官品，但取通晓地理之人，参互考校，择一最吉之处，以奉寿皇神灵万世之安。虽以迫近七月之期，然事大体重，不容苟简。其孙逢吉所谓「少宽日月，别求吉兆为上」，此十字者实为至论。惟陛下采而用之，庶几有以少慰天下臣子之心，用为国家祈天永命之助。臣本儒生，不晓术数，非敢妄以淫巫瞽史之言眩惑圣听，自速讥诮。盖诚不忍以寿皇圣体之重委之水泉沙砾之中，残破浮浅之地，是以痛愤激切，一为陛下言之。譬如乡邻亲旧之间，有以此等大事商量，吾乃明知其事之利害必至于此，而不尽情以告之，人必以为不忠不信之人。而况臣子之于君父，又安忍有所顾望而默默无言哉？惟陛下详赐省察，断然行之，则天下万世不胜幸甚！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乾道新历》，荆大声、刘孝荣同主一法，自初测验以至权行施用，二人无异议。后缘新历不密，诏访求通历者，孝荣乃讼阮兴祖缘大声补局生，自是纷纷不已。大声官以判局提点历书为名，乃言不当责以立法起算。不知起历授时，何所凭据。且正月内五夜，比较孝荣所定五日并差，大声所定五日内三日的中，两日稍疏。继伯寿进状献术，时等将求其历书上台测验，务求至当，而大声等正居其官，乃饰辞避事，测验弗精。且大声、孝荣同立新法，今犹反覆，苟非各具所见，他日历成，大声妄有动摇，即前功尽废。请令孝荣、大声、尧臣、伯寿各具乾道五年五月已后至年终，太阴五星排日正对赤道躔度，上之御史台，令测验官参考。

荆大声等相视大行至尊寿皇圣帝神穴，在永祐陵下宫之西南，永思陵下宫之东南，那趱向南石板路上，乞差官覆按施行。

敕具官某等：天道高远，王者欲求端于上，必有日官以司之。尔善于观象，见谓老成。顷以不谨，尝镌命秩。涉期而叙，法也。勿以为宜得而忘所报。

敕具官某等：「东方未明」之作，挈壶氏所以刺朝廷也。朕夙兴待旦，而五夜之漏声不肃，是谁之咎欤？各镌一官，敬共朝夕。毋以为星官历翁，而弗汝察也。可。

厥今更造《乾道新历》，朝廷累委官定验，得见日月交食密近天道，五星行度允协躔次，惟九道太阴间有未密。搜访能历之人补治新历，半年未有应诏者，独荆大声别演一法，与刘孝荣《乾道历》定验正月内九道太阴行度。今来二法皆未能密于天道，《乾道》太阴一法与诸历比较，皆未尽善。今撮其精微，撰成一法，其先推步到正月内九道太阴正对在赤道宿度。愿委官与孝荣、大声验之。如或精密，即以所修九道经法，请得与定验官更集孝荣、大声等同赴台，推步明年九道太阴正对在赤道宿度，点定月分定验，从其善者用之。

太史局改造《会元新历》有劳，刘孝荣特差判太史局，男学生刘景仁特与补挈壶正，内吴泽、荆大声、周端友、刘居仁、吴天锡、乐中道、朱希孟、钱华国、盖孝杨各特减二年磨勘。

判太史局荆大声等相视神穴，合在永思之西。缘其地土肉浅薄，虽民有献者，又皆窄狭，与国音相妨。乞于永思之西，向南近上安建。

判太史局荆大声等相视得大行皇帝神穴，系在永阜陵西、永思陵下空闲地段，委是国音王气聚秀之地，依得尊卑次序，可以安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