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四年，仁宗皇帝临轩策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而以陈侯令举为第一。方是时，令举已用进士登乙科矣，而复中是选，故令举之文章声名赫然出人上，识与不识莫不愿慕而爱仰之，士大夫之所期望，以为公卿可平步至也。既以光禄丞签书寿州判官事，又移宰越之山阴，秩满，当召试馆职，会朝廷方作新庶务，变更诸法，而令举以议论不合于执政，遂摈不用，乃得以其暇日而驰骋于文字之乐。穴穿古今，抽索秘粹，叽英咀华，揽秀裒芳，日有所为，月有所增，沈涵演迤，卒以大肆，上追古作者为侔，而下顾《骚》赋，不足多也。圣天子图治，自熙宁以迄于元丰之间，修起百王之坠典，补完万世之闳规，占微弊者靡不更，语纤便者罔不兴。凡朝廷之所施行，与令举制策之所开陈，大略相合，然后知令举深识治乱之根柢，博达沿革之源流。使令举一逢时命而措于朝廷之上，推其所闻以辅太平之政，则岂小补而已哉！此余所以惜令举之才不遇也。虽然，令举雅志之所学，昔席之所谈，以谓为道而不为利者，此学者之所当守而不失，仕者之所当遵而不变者也。若夫平日之论高出于夔、禹之上，而至其趋时之事乃卑出于管、晏之下者，此固令举之所鄙也。仲尼在鲁，弦歌道德，而三千弟子未尝言利。子贡货殖，则以为不受命；冉求聚歛以附益季氏之富，则以为可鸣鼓而攻也。梁惠王问利国，而孟子对以仁义；宋牼以利说秦楚之君，孟子以为不若说以仁义为可以王，而何必曰利。则凡令举之志顾岂不善，而卒无以自见于世，且不幸而死，此余所以伤令举之志不就也。传曰：「辞达而已矣」。此言文者所以传道，而辞非所尚也。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衷于夫子，其文章可谓至矣，然岂尚辞哉！自建武以还，迄于梁陈之间，缀文之士刻彫纂组，甚者至绣其鞶帨，则辞非不华也，然体制衰落，质干不完，缺然于道，何取焉？令举之文，大者则以经世务、极时变，小者犹足以咏情性、畅幽郁，盖其于道如此，而其辞亦不足道也。令举少从学于安定先生，为高弟，以名称于辈流间。已而自立，卓然如此，可谓不负所学矣。自令举以直言极谏登科，其后此科亦遂废。盖汉之举贤良方正之士，本以延问灾异，使朝廷由此警戒，以恐惧修省，思过而改之，求善而为之，则不为无益。而比年乃先试三千言于秘阁，中者乃得奉对于大廷，则有言之士或不得以自见，此固在所应改；而遂废其科，则朝廷因复不得以闻直言，为可惜也。令举之卒若干年，而其婿周君开祖乃类聚其文为三十卷，属余为序。开祖有学问，通义理，痛令举之不幸，而纂其遗文，欲以传于后世，而顾以见委。以余之不肖，言不足以取信，则岂足以张令举之美，而慰开祖之意哉！特以余少时举进士于有司，而令举适当文衡，见擢为第一，于知奖为最深者。既惜其才之不遇，又伤其志之不就，不可使斯文无述也，故作序以纪其略云。蒋之奇序。

瀛州防禦推官钱世雄等进状理雪受苏轼讥讽文字案后罚铜事，元案内连坐官黄庭坚、周邠、颜复、盛侨、王汾、钱世雄、吴绾、王安上、杜子方、戚秉道，陈圭、王巩受苏轼谤讪诗不缴，罚铜二十斤；王诜隐讳上书，诈不实，徒二年，追两官，合牵复。昨有旨，王诜诉雪文字不得收接，未敢看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