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熙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罪人倪朴僭越裁书，再拜献于推官学士阁下。事有幸有不幸，凡非其己之所自取而横罹之者，皆其不幸者也。人有不幸，而得非其罪，仁人君子实痛伤之。苟不察其有幸不幸而例恶之，是重其不幸也。仁人君子以恕待物，其肯重人以不幸乎？公冶长在缧绁之中，吾夫子不惟明其罪，而又以其子妻之；邹阳以谗下吏，阳从狱中上书以自明，梁孝王立出之，而又席为上客。古人之用心盖如是。古道不振久矣，侧闻阁下存复古之心，而可以古道告也。朴之罪盖所谓不幸者也，言之则最为可伤。不惟可伤，而实可痛也。夫犯于有司，丽于法则曰罪，罪之轻重视所犯。朴之得此，不知所犯者何事？去年春，缘本户产去税存，经本县陈乞，为豪户楼益恭者买产不肯受税耳，初无可罪之事也。彼楼益恭者，乘县宰于朴有谗巧之隙，乃妄纠朴自绍兴年间抵淳熙五年经官司旧事，曰某年倪朴有某罪，某年倪朴某论某人，文饰虚词，以骇观听。其髣髴象似而略有根据者，皆门户事，已经官结绝矣，而非其所当告者。设诚有之，事在淳熙五年以前，更数赦矣，于今复有何罪，而遂至于此乎？兹朴所以为不幸也，兹朴所以为可伤而可痛也！使朴近日妄有词诉干涉县道，累其旧事以为罪则亦所甘心。今缘理税而得罪，若此使人痛入骨髓，衔冤饮恨，无所控愬。犯由具在，其造端，其情犯，其岁月，可按而知也。朴尝读史，见司马迁《与任安书》，以坐李陵事腐之蚕室，其言伤感痛切，至今千馀载，读之使人为之流涕。今朴饰固陋之辞，欲自明其不幸耶，则事经朝廷，而罪已受矣；欲自伤自痛，隐忍而不言耶，则阁下安知其实无可罪！今幸沐洪恩，而为法吏所沮，不得释，是又不幸之不幸也。不能自已，具词经州，事委清听指定。仰惟阁下按其本末，深察其无事，比附轻重，平心指定，俾得随例承恩，放还乡井，无使重罹于不幸也。

欧阳公《五代史·十国年谱》云，闻吴越亦尝称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疑后自讳之。犹得其落星石为宝石山制书，称宝正六年辛卯，则知其尝改元也。今按，婺城北观音院钟刻云：「宝大二年乙酉，吴越国钱元秀舍」。宝石制书言宝正六年辛卯，则是宝大三年改宝正矣。梁末帝龙德元年，岁在辛巳，三年癸未，为唐所灭，改元同光。此刻言宝大二年乙酉，则梁灭之明年，岁在甲申，始改龙德为宝大，而不用同光之号也。吴越受梁封爵，国无主，正朔无所禀，故改号焉，非擅也。官系吴越国，则知钱氏未尝称帝。而所以改元者，不肯反面事仇，奉正朔于唐也。此钱氏立国之大节，恨欧阳公不及见此钟刻，无以明其改元之端，而见疑于信史也，予不得不为之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