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尝伏思，天下之事变无穷，而人才为有限，每不足以给天下无穷之事变，此古今之所通患也。然而严为之法，不若廓为之途。譬之水焉，壅则腐败，决则疏达。臣观太祖皇帝建隆三年，诏翰林学士、文班常参官曾任幕职州县者，各举堪为宾佐令录一人，听其内举，而坐以失举之罪。乾德二年，又诏制举三科不限内外职官、前资见任、布衣黄衣，并许直诣閤门，听其自荐。是岁，又诏吏部南曹，自今常调赴集选人，取其历任有课绩、无阙失，而其人才可副升擢者，具名送中书门下引验以闻，量才甄奖。盖太祖虑失铨衡之职，止凭资历，而英俊或沉于下僚故也。五年，又诏诸道节度使、留后、观察使，各举部内才职优长、德行尤异二人；防御、团练、刺史各举一人。当是时也，太祖亲试取士，抑权贵之侥倖，开孤平之进取。是以太宗即位之始，思欲广振淹滞，则谓侍臣曰：「朕欲博求俊乂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于是进士得吕蒙正以下一百九人，而甲乙之科悉为监郡。宰相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骤，而太宗不之进也。蒙正等辞，又特召令升殿谕之曰：「到治所，事有不便于民者，疾置以闻」。由此观之，祖宗创守之初，思得多士布列中外，其选拔盖如此也。其后太宗或诏从臣，或诏监司，或诏州牧，或诏四品，或诏五品，各令举人。尝谓宰相曰：「国家选才，最为切务。人君深居九重，何由遍识，必须采访。苟称善者多，即是操履无玷，若择得一好人，为益无限」。尝诏李昉、杨徽之等十一人举三司判官及转运使各一人，又诏苏易简、陈恕、魏庠、寇准、赵昌言等各举堪任京官二人，又诏左司谏吕文仲等九十七人各举五千户以上县令二人。当是时民务丰庶，天下少事，太宗听政之暇，悉索两省两制清望官名籍，阅朝士有德望者，悉令举官。他日又谓吕蒙正等曰：「求贤之要，莫若责之举主」。因诏蒙正以下至知制诰，各举有器业可任以事者一人。他日，有司奏诸州阙官五十馀员，又诏尚书左丞李至等八十四人举廉恪有吏干者各一人补之。因谓宰相曰：「卿等职在抡才，今令朝臣举官，已为逐末，苟更不择举主，何以得人」？至哉斯言，可谓得取人之要矣！王禹偁、罗处约皆东南一县令耳，闻其名，并召而试之，擢为直史馆。钱若水，同州推官耳，闻其事，亦召而试之，又擢为直史馆。夫太宗之选用庶僚也，皆引对而观之，时加超擢焉；然又虑其矫节冒进也，则复送中书门下考其履历而进退之。故尝与吕蒙正言曰：「治世无事，人才难知」。蒙正对曰：「迭试事任，则能否洞分。人之善恶终不能掩，久则弥著。苟暂闻善恶，或涉爱憎，恐误任使，故必久而察之，则赏罚无滥」。太宗善之。以是而观，则当时罗网天下之士，取之若易，而试之则精。夫太宗之作人，非特为一时之用也，自是皆砥砺洗濯，彬彬辈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