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以仁义取天下，本于救斯民，而非以位为乐也。齐桓挟尊周以自私，败商周之常经，而开争夺篡弑之祸，其流既惨矣。秦合天下以奉一人，恣其所欲为；陈涉因斯民之不忍，徒手大呼，而刘项藉之以起。沛公号为宽大长者，三章之约足以动天下而入其心，宜本于为民而起矣；方其穷时，纵观秦皇帝，叹曰：「大丈夫当如此」！其意岂出于为民耶！天下既定，周防曲虑，如一家私物，此岂三代公天下之法耶？唐太宗与刘文靖之谋似矣；与其父谋所以免祸，而迫胁以从之，何其舛也！尊隋之举，代王之立，殆若濯泥于水，而明白洞达之事，仅能以九锡归诸有司耳。其所以守之者，又密于汉，则其义岂足自附于三代乎？然而国祚之久长，斯民之爱戴，曾不减于夏商，何也？民不可欺，则其取守之道必有可言者矣。

昔者生民之初，类聚群分，各相君长。其尤能者，则相率而听命焉，曰皇曰帝。盖其才能德义足以为一代之君师，听命者不之焉则不厌也。世改而德衰，则又相率以听命于才能德义之特出者。天生一世之人，必有出乎一世之上者以主之，岂得以世次而长有天下哉！以至于尧，而天下之情伪日起，国家之法度亦略备矣。君臣有定位，听命有常所，非天下之人所得而自制也。朱均之不肖，非如桀纣之足以亡天下，而尧以为非天下之贤圣，不宜在此位，岂以法度定天下之心而私诸不肖之子哉！取舜禹于无所闻知之人而历试以事，以与天下共之，然后举而加诸天下之上。彼其心固以天下为公，而其道终不可常也。禹以为苟未得非常之人，则立与子之法以定天下之心；子孙之不能皆贤，则有德者一起而定之，不必其在我，固无损于天下之公也。汤以为天下既已听命于一家，而吾之子孙不择其可者与之，而使不肖者或得以自肆于民上，则非所以仁天下也；故或世或及，惟其贤而已。不幸而与之不当其人，则天下之公议，终不以私之吾家也。武王周公合天下之诸侯，使之小大相承，而方伯实总之以听命于天子，天子不能以一人之私而制天下也，故定立嫡之法以塞觊觎争夺之门，而君臣之定分屹然如天地之不可干矣。此岂一世之故哉！秦以智力兼天下而君之，不师古始，而欲传之万世，使天下皆疾视其上，翻然欲夺而取之，势力一去，则田野小夫皆有南面称孤之心。竞智角力，卒无有及沛公者，而其德义又真足以君天下，故刘氏得以制天下之命。使刘氏不有以大异乎天下之姓氏，则君臣之分犹可干，而三代之统绪未可继也。周防曲虑，岂其将以私天下哉，定于一而已。曹孟德一有私天下之心，而天下为之分裂者十馀世。及李氏之兴，则犹刘氏之旧也。彼其崛起之初、眇然一亭长耳；其盛者不过一少年子弟；安知天下之大虑，而勃然有以拯民于涂炭之心！三章之约，非萧何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乱，又岂刘文靖之所能发哉！彼其初心未有以异于汤武也，而其臣凡下，无以辅相之，虽或急于天位，随事变迁，而终不失其初救民之心，则大功大德固已暴著于天下矣。孔孟以天下之贤圣而适当春秋战国之乱，卒不得行其道以拯民于涂炭者，无其位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又曰：「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苟诚其人而欲得其位者，其心犹可察也。使汉唐之义不足以接三代之统绪，而谓三四百年之基业可以智力而扶持者，皆后世儒者之论也。世儒之论不破，则圣人之道无时而明，天下之乱无时而息矣。悲夫！

汉高祖起布衣以争天下，及大业既成，而父兄故无恙也。然尊之封之，皆有所感而后发，而或者犹置馀忿于其间。唐之太宗既已一切委命于父兄矣，己未、庚申之变，岂人道之所可安乎？舜之于瞽象，周公之于管蔡，未必有其道矣。岂圣人之事不可复见于后世，而天下冒冒然以强弱小大相为雄长，而彼善于此者亦可以一天下而归之正乎？人道之不灭者几希矣！精微委曲之际，处其所不可处以待圣人之复起者，固不可以无论也。

匹夫不阶尺土而有天下，此天地之大变，而古今之所无也。彼岂有熟讲素定之规模，而其臣相与把手以奋起草莽之间，又岂尝学古以从事哉！仁义礼乐，先王所以维持天下之具，既已一切尽废，而利害缓急迫乎其前，则裂土定封无所爱惜。至于著在人心不可泯灭者，或有感而后发，或因以泄其馀忿，亦其势然耳。嗟夫！此岂可谓非天哉！自黄初以来，陵夷四百馀载，夷狄异类迭起以主中国，而民生常觊一日之安宁于非所当事之人。人道失其统纪，而天地几于不立矣。此非有超世迈往拔出之英豪，安能扫地以求更新乎！太原之义旗一指，而天下靡然知所向矣。高祖以父而主之可也，建成独可以常法嗣之乎！据非所当得，而又疾其当得者若不能以终日，此非天诛之则人杀之耳。天未尝不假手于人，是以太宗抽矢蹀血，忍于同气，犯天下不义之名而不恤。彼其心以为是天实为之，而非吾过也。天人之厌乱极矣，岂其使建成元吉得稔其恶以自肆于民上哉！人心蔽于自见，而天命不知所归，是治乱安危之大几也。昔者周公盖忧此矣。孺子离襁褓宁几时！而武王疾且病，周公惧其事之不可继也，至诚委命于天，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武王得以延数年之命，而孺子可辅以立。他日管蔡之诛，为天下诛之耳。要以使天命即于人心所可安之地；不然，则吾心岂能尽白于天下，而何以为后世训乎！天命之所在，若决江河，故「檀车煌煌，牧野洋洋」，虽圣人不敢以疑贰之心而承之也。顾其所以先为之地者至矣，人欲谋我，而我亦谋之，是以乱易乱也，而其地安在哉！虽其决于承天命以脱民于涂炭，有足自解者，而终不即于人心之所安，至今论者犹不安之。嗟夫！此又可以尽归之天哉！

三老董公以仁义遮说汉高帝，而三军始为义帝缟素，项氏不复能自直于天下。名义之不可负盖如此。儒者正名之说，虽起于管仲之尊周，而自汉以来，则以此举为明验矣。然人为万物之灵，而仁义智数盖不可以杂而行也。不出于高帝之诚心，而欲以欺天下，则名义乃自外来乎？故三军缟素本足以纳侮而不足以形敌，然刘项同受命于义帝，坐视同列之贼其君而不问，则举世皆不复知所谓人道矣。是三军缟素而大义始明，高帝定天下之机，无乃真在于此乎？合内外而论之，宜必有以处此者。

晋奚齐义不足以君国，圣人书以为君之子；而卓子则书君者，里克君之也。秦以夷狄之智兼天下，其亡楚尤为无道，盖天下欲共亡之久矣。况当天下溃乱之时，盖不必用怀王以从民望也。项氏君之，而诸公皆禀命焉，则其君之者非一人矣。利其为名则君之，不利其实则害之，自立自废，各从其私，是君臣无定位，而以强弱为轻重；率天下之人如驱群羊，是非可否惟吾之所欲为，而人亦不得裂去也，其轻天下亦甚矣。董公者，发天下之公愤，而借高帝之力以扶人道于既绝者也。揭项氏之不义于天下，使天下皆欲援弓而射之，虽微高帝犹不可以自立。盖董公之遮说，几于孔子沐浴之请；而高帝之义，吾不知其何心也。故孙权之自立，非义也；使魏氏不得自正于天下，则人道不至于尽废，虽圣人不得而明权之非义也。

三代之初，必以封先圣之后为急；而论功行封，犹待其定也。至周则大封同姓于其间，为国五十有三，而犹未以为慊。武王周公固非以天下为己私者，天之立君，岂为姬姓而设乎？汉兴，患异姓之强大，而大封同姓以镇之，其道盖本诸此矣。七国同时举事，黥彭之患，不如是之并也。诛锄刬削，至于分裂以各王其子弟，同姓湮微，而后族之祸又成矣。圣人之立法，本以公天下，而非以避祸乱。心有亲疏，则祸福倚伏于无穷，虽圣智不得而防也。周汉之法，岂世变之穷而至此乎？合天下而君之，疏远之人何负于国家，而周以宗强，此果何道乎？不然，则汉诿之周，而周公其衰矣。

昔孔子论三代之损益可知，盖自尧之亲睦九族，积而至于周之大封同姓五十有三国者，亦其损益之可知者也。然其义遂穷而不可继。故《春秋》之诸侯以其子弟为卿者，圣人皆以弟书之，独于季友之来归，不系以亲，而书曰季子。盖其贤者则与众共之；其不贤者，圣人以为有国者之私其亲，而其义不通于天下也。此岂非参酌四代之制，以为万世通行之法哉！汉高帝与诸公共起草莽以帝天下，天下平定，诸公各已南面称孤，帝犹疑其不可尽信也，分王子弟以据其冲，而庶孽与其不肖者一切不问，庶几以为可自附于周家亲亲之义。而不知权势既成，虽亲者亦不可保，其可保者，惟其贤也。不思天下之公义，而用其谋国之私心，是非利害徇于目前，而使前后相矫，卒不得其正，祸乱相寻于无穷。不独汉氏为可悯，而魏、晋、宋、齐不能以是一日为安者，盖亲疏之义不明也。出其子弟之贤者，以与天下共之；其不贤者，养以国家之私。使亲贤参错，而祸福治乱一付之天下之公，而吾无容心焉。圣人之作《春秋》以待后圣者，盖如此。

项羽喑呜叱咤，千人皆废，而能恭敬爱人，自屈于礼节之士，其仁与勇可谓兼之矣。至于赏不妄与，岂不足自附于「惟衣裳在笥」之义邪？汉高帝乃饶爵邑以来天下之顽钝嗜利亡耻者，开国承家之初，而顾以小人先之，卒用是以胜羽，羽之目当不瞑矣。使天下有疑于儒者之道，其不自高帝始邪？

方三代之衰，闻诸侯脩德以兴矣，未闻崛起草野而皆有南面称孤之心也。当草昧之时，欲以礼义律之，智勇齐之，而不能与天下共其利，则其势必分裂四出而不可收拾矣。匹夫并起而争，此非先王之常势也。高帝能用是以合其势，而不能用是以一日为安。盖其初不能参用项氏之所长，以消伏异时党与摇动之心。此正陈平之所预见而深忧，而「开国承家，小人勿用」之义，何尝一日而废哉！盖田横之未去，郡国豪姓之未徙，四老人者伏于商山而不可招致，高帝虽死而目不瞑也。异姓诸侯王之忧，特众人之所共忧耳。《易》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圣人其知之矣。

周、召、毛、毕，实佐文武以有天下。成康即没，王朝之公卿往往皆诸公之子孙族属。比闾族党之贤，脩身饬行以自见于斯世者非一人，其卓然者，岂不可与诸公之子孙族属共执国政哉！然而位终不得过大夫。人才之特起，不幸而非世家，则不得以任公卿之位，此果何法也？《春秋》讥世卿，而人才之特起者终无一人得附见于册书。虽圣人之法，亦不免随世而立欤？汉高帝与萧曹诸公共起而亡秦，天下既定，非尝更当时之事者，不以任公卿也。贾生特起之才，天子明知之而不得用，非独绛灌之专其宠利也。然公孙弘自海濒而登宰相，则天下自此多事矣。唐太宗虽以房杜为宗臣，而天下之贤者始杂取而用之，然其后遂无世臣之可倚。更任迭用，虽贤君亦不克其终，岂君臣之际无终始之义，则其势必至此邪？然合天下而君之，而独私于共事之臣，宜非圣人之公道。而周汉之法，果可为通行之法乎？

君臣，天地之大义也。君臣不克其终，则大义废而人道阙矣。此岂苟然之故哉！方天地设位之初，类聚群分，以戴其尤能者为之君长，奉其能者为之辅相。彼所谓后王君公，皆天下之人推而出之，而非其自相尊异，以据乎人民之上也。及法度既成，而君臣有定位。舜命夔以典乐教胄子，盖欲其君臣相与世守之，以达天地之大义。三代既以世次而有天下，其相与肇造人纪而维持其国家者，亦欲其代脩祖父之业而君臣相保，与国无穷；使天下之人有所观仰爱戴，而不敢窥伺其间以觊幸国柄，横生意见，紊乱纲纪，使天地大义有所废阙，而厌故喜新，败亡相寻而不悟也。惟其子孙族属举不足以当贤者之选，而后广求天下之贤圣，以庶几于一遇，而中接坠业，不敢有加焉，如高宗之于傅说是也。此岂君臣之常法哉！孔子之作《春秋》，其于三代之道或增或损，或从或违，必取其与世宜者举而措之，而不必徇其旧典。然于君臣之大义，未之有改也。其讥世卿，盖讥其不择世臣之贤者而用之，甚者遂使世其官，而人人轻视其上，皆有掩而取之之心。其势必至于君臣之不相保，故惓惓于一世之贤者，悉使之附见于册书。如蔡季、纪季、楚屈完、齐高子、鲁季友、叔肸、宋子哀之徒，往往非公族则其世家之旧也。使皆得若人而用之，则何厌于世臣，而欲求天下特起之贤于不可知之际哉！至于死生恩礼之厚，而适遭变故，或不以其道终，则正色书之，而无间于曹莒之小国，所以究极天地之大义，而明示之后世者也。故孟子以为故国必有世臣，至于不得已而后使卑踰尊，疏踰戚，然犹必取其国人皆曰贤者。由此言之，岂乐于君臣之不相保，而新故相易以求快一时之耳目哉！战国朝暮反覆之祸，盖起于君臣之不相保也。汉高帝以匹夫而有天下，视平时之等夷无非可疑之人，故其臣不自保其首领，而天地之大义不复明矣。然犹不使后生新学得以参乎其间也。唐太宗则参而用之，更一世而尽忘其旧，甚者朝为君臣而暮为路人。故以势相临，而不复以恩相保，缓急无一人之足依，而方顾望草莱之贤者以为己用，岂不殆哉！惟我本朝，于天下之贤者必使之扬历中外，养其资望，而后至于大用。故其人往往足以重人之国家，而子孙习识其本末源流，家世守之，至于一二百年而不替。呜呼！是天地之大义，而非君臣之私恩也。天下不能皆特起之贤，则超举显擢岂可率以为常乎？朝暮不相保，则是弃爵位于草莱，大义废而天下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