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皆儒，则儒者之名不闻；为吏皆循，则吏之名不闻；为士皆纯德，野无遗贤，则独行逸民之名不闻；为子皆孝，为臣皆忠，则忠臣孝子之名不闻。愚尝读浑浑之书，而得九官十二牧之为人；读灏灏之书，而得伊尹、伊陟、傅说之为人；读噩噩之书，而得周公闳夭之徒之为人。彼皆大儒也，当时不称其为儒；彼皆能致循良之治也，当时不目之曰循吏；彼皆为忠为孝也，当时不指之曰某为忠臣、某为孝子。下至于乡党庠序之间，不闻其有独行；山林草野之间，不闻其有逸民。自鲁国之人以儒称，则儒道衰于周矣。自郑相子产、楚相孙叔敖以循吏闻，则吏治始衰于列国矣。自伯夷、柳下惠以独行著，则天下之士始有尚偏之弊矣。自长沮、桀溺之徒以逸民而长往，则韬光铲采于渔樵之间者多逸民矣。自子胥以忠称于吴，曾参以孝称于鲁，则忠臣孝子稀疏寥绝，如参辰之相望矣。呜呼！士以一行得名于时，彼亦何等时耶？西汉之有儒林、有循吏，非西汉之美事，盖自高祖见儒服而慢骂，而儒气不振。申韩之术行于世，而吏治多出于刑名。班固作西京一书，表儒林、循吏而出之，所以伤汉之儒与吏也。东汉之有独行、逸民，非东汉之美事，盖自矫激之俗兴，士始流为崖异斩绝之行。自廉耻之风丧，时始贵高举远蹈之人。范晔作东都一书，表独行、逸民而出之，亦伤士之少纯全，时之多独善也。李唐之有孝友、有忠义，非李唐美事。盖自高祖变节于晋阳，而唐无忠义之风；文皇行亏于闺门之内，而唐无孝友之俗。秉史笔者表孝友、忠义而出之，盖伤当时忠孝之难能，而仅有为足贵也。夫天下皆有，则所有者不胜书；天下皆无，则仅有者斯可书。且西汉有商山之四皓，非无逸民也；有矫世之杨王孙，非无独行也。而班固不立逸民、独行传者，盖以当时之士廉退者尚多，无贵乎逸民，行之全纯者犹众，无取乎独行，其不以是立传，盖不欲使当时有逸民、独行之名也。东汉有江革、申屠蟠之类，非不甚孝；有李固、杜乔之徒，非不甚忠。而范晔不立忠义、孝友传者，盖以当时俗多孝友，则孝友不可悉书，人多忠义，则忠义殆不一传，二传之不立，盖不欲使当时有孝友、忠义之名也。若夫居儒林者二十有三人，经术渊源者孔安国为之最，安国得圣人家传之学，非渊源乎？在循吏者六人，政治忠厚者蜀文翁为之伯，文翁兴学校以化民，非忠厚乎？以独行显者二十有四，愚切有取于范式。式以信义行于朋友，时人知其可以托死，是固本诸贤圣而不为矫激也。以隐逸称者十有七，愚切有取于严陵。陵高尚其志，卒不为光武屈，议者谓其得圣人之清，是故乐在山林而不盗声名也。言言之烈，史臣之所以赞颜、段；蒸蒸之善，柳宗元之所以铭李兴。然真卿、秀实行非一端，而不列于忠义。愚独于忠义三十七人之中，深喜全节之张巡。李兴割股肉以进其亲，非名教之所。愚独于孝友十人之中深喜义门之中李知本。若夫四百年之汉、三百年之唐，洪儒硕学，将相名臣，皆由此途出。不列于数者之目，非为不足列也，正以其全德备行，不可列于一端以小之耳。且西京儒者莫如扬雄氏，讵可列雄于儒林乎；东都循吏莫如卓鲁二子，讵可列卓鲁于循吏乎；李唐忠孝莫如狄仁杰，讵可列仁杰于孝友忠义乎？推此，则知以一行而得名者，不如不列于是科之为美，史臣去取端有旨哉！虽然，班史之去取固善矣，张汤、杜周以残忍深刻著名者也，而不列于《酷吏》，则何以衰惨刻之风？范史之去取固善矣，蔡琰失节于胡，行非不丑也，乃以其文采之故而传诸《列女》，则何以励天下之妇节？唐史之去取固善矣，裴延龄奸佞之雄者也，而不列于《奸臣》，则又非《春秋》斧钺之诛矣。呜呼！自古名士多，史才少，班范诸子皆有良史之才，而去取犹未尽当，潜德之幽馨未必尽发，已死之奸谀未必尽诛。此韩退之所以有「人祸天刑」之畏也。